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已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有恃无恐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沟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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