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反侧之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来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土著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底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决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涂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谯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郡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 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袆，江夏鄳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度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袆、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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