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并不能只由刘禅和姜维来埋单，因为他们执行的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无疑，诸葛亮坚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处。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给予充分的“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国更要图强”。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话说，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说，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所以，对此不能简单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却也是事实。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进〈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否吃饱肚子。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是赵藩的意思吗？这就不知道了。赵藩先生早已作古，我们没法求证。但我以为这并不要紧。赵藩写“攻心联”，原本就是借古论今。我写此文，亦不过借题发挥。只要事情说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因此，不妨将“攻心联”略改数字云：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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