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西周的“德治制度”并不只讲“德”，还讲“礼”和“乐”。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礼”。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德”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乐”呢？因为“礼”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乐”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以德治国”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礼乐制度”。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地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礼坏乐崩”。这个时候，再讲“德”，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仁”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仁”才能救助，也只有“仁”才能救赎。这就叫“失德而后仁”。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礼坏乐崩”，而且是“杀人如麻”。这时再讲“仁”，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义”。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大义灭亲”，没有“大仁灭亲”；有“义无反顾”，没有“仁无反顾”。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仁”，要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义”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荀子》一书中既有《礼论》，又有《乐论》，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失义而后礼”。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 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而这时，也正好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法家法治”的王朝。使用“法家法治”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法治”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暴政”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德治”，这正是“独尊儒术”会取代“焚书坑儒”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礼”。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论语·八佾》，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
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