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全国政府”被改称为“联邦政府”，制宪会议也同意参议院实行平等表决制，小邦担心的问题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提出的“最高法原则”，就突显出它的法治意义和宪政意义，或者说就只剩下法治意义和宪政意义了。如果吸纳这一议案，《弗吉尼亚方案》希望的“全国政府”的权威性和崇高性，也就有了法律依据，而且将被法治化。可见这两个方案其实是互补的，两派之间的妥协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会议达成“伟大妥协”的第二天，即7月17日，路德·马丁提出动议，要求把“最高法原则”写进新宪法。这一动议被一致通过，并被写进了后来的详情委员会的报告中。
详情委员会的报告其实就是宪法初稿。《新泽西方案》的这一原则成为宪法初稿的第八条，只不过将“邦联”改成“联邦”，将“邦联条例”改成“联邦宪法”，并删去了动用武力的部分。8月23日，制宪会议一致通过了经拉特利奇提议修改过的这一条款（8月25日经麦迪逊提议又修改一次）。它后来成为《联邦宪法》第六条的主要内容。这一条款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议员，联邦和各州所有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拥护本宪法。
我们知道，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最高法原则”实际上独占了第六条（另一部分谈债务问题），可见其重要。
当然重要了。因为正是这一条款，体现了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当然不一定）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立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司法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行政官员执行立法机构所立之法，司法官员解释立法机构所立之法，立法官员则根据宪法来立法。立法官员所立之法如果违宪，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只不过立法官员执行的是宪法规定和赋予的责任而已。而且，无论立法、执法、司法，最终都必须服从宪法。也就是说，在人（执法者）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应该说，这是制宪会议达成的最根本的共识，也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宪法既然是第一位的，当然马虎不得，必须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这就是会议代表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妥协、宪法初稿也出台以后，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其间，8月15日和8月18日，拉特利奇两次抱怨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乏味，结果还是马拉松。因为不但老问题悬而未决，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副总统就是个新问题；修正案，也是新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会议第三阶段最后三天提出和讨论的。但好歹，9月10日，代表们在讨论了宪法修正案和新宪法的批准问题以后，决定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前天（9月8日）选举的“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这是制宪会议任命的最后一个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其中，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文笔最好，定稿的任务主要由他完成。
三天以后，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交了委员会报告。从5月25日会议开始，到9月12日宪法成稿，制宪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四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吐鲁番的葡萄眼看就要熟了，不少代表都有一种丰收在望的感觉，谁也没有想到竟会祸起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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