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与妥协
读完美国宪法诞生的这段历史，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她不是先建国后制宪（夺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颁布宪法），而是先制宪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然后依照宪法建立国家体制），至少也是制宪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即建国过程。当然，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这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却只是从原来附属于其中的那个国家里独立出来，并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国家。路德·马丁6月19日在制宪会议上说，脱离了大不列颠以后，他们就回到自然状态去了，只不过结成邦联而已。这个说法虽然遭到威尔逊的批驳，其实却是事实。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只不过是十三个各自为政的“半国家”和“准国家”的松散联盟，而且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则几乎样样没有。《独立宣言》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并没有把这个国家真正缔造出来。
使这些“半国家”和“准国家”联合成为真正国家的，是《联邦宪法》。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和大法官，都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把十三个state看成一个统一国家，承认自己是这个统一国家公民的观念，也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此前则只有“美利坚人”的民族概念，也只有“特拉华公民”或“弗吉尼亚公民”的公民概念，没有“美国公民”这个概念。可以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事实上的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华盛顿一个人称为“美国国父”就极为不妥了。不但“国父”这个词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缔造者”），就算准确，“国父”也应该是《联邦宪法》。或者说，“父亲”是《联邦宪法》，“教父”是《邦联条例》（为合众国命名），“上帝”是《独立宣言》（赋予建国理念和精神）。开国领袖们是通过这三个文件来缔造国家的。
同样，“联邦宪法之父”也不是麦迪逊一个，而是所有为制定和批准宪法作出了贡献的人，包括华盛顿、威尔逊、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鲁弗斯·金、戈勒姆这些“制宪积极分子”，也包括多次发表不同意见、最后却签名支持宪法的舍曼、佩特森、布瑞利、贝德福德；包括以其政治智慧使制宪会议转危为安的富兰克林、迪金森、约翰逊、埃尔斯沃思，也包括最后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名的格里、梅森、伦道夫；包括虽然维护本邦利益却也积极促成宪法的里德、布朗、戴维、巴特勒、平克尼、拉特利奇，也包括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耶茨、兰辛、默瑟、路德·马丁，甚至包括反对批准宪法的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乔治·克林顿，等等。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反对派（包括批准过程中的反对派），《联邦宪法》不可能那么完善，宪法修正案也不可能诞生。所以，上述所有这些人都是“宪法之父”。他们，还有那些起草、签署了《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人，也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这些“国父”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领袖，就像他们的会场一点都不庄严神圣。他们没有撰写过《建国方略》之类的伟大著作，也提不出什么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除了多少还能使用诸如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公民权利等有限的几个词汇，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政治理论、远大理想、主义主张，更谈不上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对制宪会议能不能成事底气不足，还有人干脆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管投票，滔滔不绝讲个没完的也主要是在讨价还价。这样一伙人，居然能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制定出来以后还能维持二百多年不变，这真是个奇迹。
现在看来，事情可能好就好在这些领袖当时都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联邦宪法》就是“有话好好说”商量出来的结果。能够商量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不指望完美。这些简单、朴素、实在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所以他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富兰克林的说法：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会有瑕疵的。
这种务实的态度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开国领袖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事情会是怎么样。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固执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唇枪舌剑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家与人民于水火。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这才能达成妥协，也才能完成制宪。事实上，妥协的结果并不坏。至少，在参众两院席位分配问题上的妥协，就不但使联邦宪法得以成立，联邦政府得以建构，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已被实践证明更符合权力制衡原则，也更能体现共和精神和宪政精神。可见妥协并不一定消极，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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