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账需要算清
还是先说美国人。
美国人是把账算清楚了的。他们是商业民族，天生就会算账。在他们那里，所有权（产权）和经营权（治权）是分开的。一家公司，如果股东很多，他们就不参与经营，也不能参与经营，而是通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再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这就叫“投资者不理财”。除非是小公司或个体户，所有权人才直接进行管理。国家当然不是小公司或个体户，反倒像一家股东很多的公司。它的股东就是公民，公民的集合体就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拥有主权。但是，正因为人民拥有主权，他们也就不能行使治权，即不能直接治理国家，而应该授权政府。政府得到授权，有治权无主权；人民授权政府，有主权无治权。主权与治权分离，主权在民，治权民授。这就是民主。这是第一笔账。
其次，他们认为，在人民将权力授予政府之前，应该先签一个合同，规定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保证政府在获得了这些权力以后，不会利用到手的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这种合同不能授权一次签一次（那样太麻烦，也靠不住），应该在建立政府之前就签好，至少要签一个总的合同。这个总合同就叫宪法，草拟这个合同的事情就叫立宪。宪法制定出来并得到人民批准和认可以后，就可以依照合同（依法）进行授权了，包括授予国会立法权，授予总统行政权，授予法院司法权。国会、总统、法院，是根据这个总合同（宪法）得到人民授权的，他们也只能按照这个总合同（宪法）的规定来行使权力，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所以，只有执法权的总统和行政机构不用说，就连有立法权的国会和有司法权的法院，在本质上都不过只是执法者（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者）；治理国家的也不是人（议员、官员、法官），而是法。这就是法治。这是第二笔账。
最后，国会、总统、法院既然都不过是人民授权的执法者，那么，他们的权力就是有限度的，也是必须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即“限政”；二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即“制衡”；三是政府各部门的自我约束，即“自律”。但不论哪一种限制和约束，都是针对治权的，因此应将其区分为权力和权重。权力越多，权重就越小，反之亦然。这就是宪政。这是第三笔账。
美国政府三大机构的关系就是这样。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个头最大，权力最多，权重就应该最小。国会次之。最高法院权重最大，可以否决总统行政国会立法，因此个头就应该最小，权力就应该最少。大家看看，这笔账是不是算得很清楚？
中国古代国家的账就不那么清楚了。首先第一个问题，主权在谁那里，就不清楚。传统的说法是主权在君。秦以前，在周天子，然后再由周天子分封下去。秦以后，就只属于皇帝了。辛亥革命以前，大家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认为，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周王和皇帝的主权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说不清楚，只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上天垂爱，授命天子，这就是“天命说”。但是，皇天上帝可以授命，也就能够收回。收回授命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革命”的结果，则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巧取（宫廷政变），二是豪夺（武装夺权）。审之于历史，则巧取的少，豪夺的多，而且总是伴随着民族的灾难，饿殍遍地，烽火连天。这也是君主制和民主制的重要区别。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拥有者── 人民，永远不会缺位，也永远无可更换。所以，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只有“换届”，没有“换代”。换届是和平的，换代则不一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家主权既然在君，那就用不着跟谁签合同了，要签也是跟皇天上帝签。这就等于不签，故中国古代无法。如果说有，也只有“律”。法和律是不同的，尽管有法必有律。法是约法，即合同；律是律条，即条款。合同必须由平等的双方或各方来签订，条款却可以由一方定了交另一方执行。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就是如此，是帝王制定了交由臣民执行的，所以叫“王法”。王法既然是王定之法，帝王就可执行可不执行。同样，天命既然是天授之命，帝王就可认命可不认命。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法无天”。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帝王既然可以“无法无天”，他的权力就是没有限度的，也是无法受到限制的。因为能够限制他的只有天，这就等于没有限制。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也曾设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却每每不能成功。相反，从秦汉到明清，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最后只好寄希望于皇帝的“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这个其实靠不住。结果是，权重原本就大的皇帝，权力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秤砣也就变成了钟摆。
实际上，只要主权在君，就不存在主权与治权分离的问题。民主制国家之所以要将主权和治权分开，是因为人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只能授权民选政府代行治权。君主制国家则不然，其主权只属于君主一人，你又凭什么要他把治权转让出去？如果他有兴趣也有能力，完全可以乾纲独断，实行君临天下的一人政治，这就是“人治”。当然，如果他不想大权独揽，也可以和文武百官共治天下，实行官员代理的官僚政治，这就是“官治”。究竟应该实行“人治”，还是应该实行“官治”，则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何况即便是“官治”，官员也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自己并不真正拥有治权。治权仍然是皇帝的。皇帝想放一点，就放一点；想收回来，就收回来。皇帝手中的治权究竟应该放，还是应该收；应该放多少，收多少；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统统都是一笔糊涂账。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则权力应该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约束，怎样制衡，也统统都是一笔糊涂账。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是人民共和国了，主权已经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民政府代行治权，因此前面那笔糊涂账不算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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