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奇伟目露精光的孙权十分沉得住气，他相信的政治哲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他总是后发制人，总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也总是笑在最后。
赤壁之战后，曹操的野心越来越大。
这似乎不可思议。
吃了败仗，野心膨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可惜曹操并不是只讲道理的人。或者说，他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就是：战场上没拿到的，得在官场上捞回来。当然，官场上步步高升，得靠战场上节节胜利。所以曹操又有了三次军事行动，每次都在官场上另有收获。
三次的收获是：西征马超、韩遂归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南征孙权归来，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征张鲁归来，由魏公晋升为魏王。
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曹操的政治待遇登峰造极，礼节和仪仗已跟皇帝平起平坐。
于是，代汉的呼声高涨起来。
带头劝进的是陈群和夏侯惇（读如敦）。陈群说，汉朝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有何不可？夏侯惇则说，为民除害就是万民之主，魏王称帝何必犹豫？
曹操断然拒绝。
他说：如果天命在我，那我就做周文王。
这话曹丕听进去了。曹操去世几个月后，他就逼汉献帝禅位。只不过，他给曹操上的谥号是武帝。
那么，曹操为什么只称王，不称帝？
原因可能很多，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是：世受汉恩，报答之心犹存；信誓旦旦，总不能自食其言。小道理是：出身不好，形象欠佳，怕人笑话。
曹操形象不好吗？
可能。在《三国志》一书中，袁绍、刘表、周瑜、诸葛亮都是一表人才，曹操的身高和容貌却只字不提，可见不敢恭维。匈奴使节来朝，曹操让崔琰做替身，也可见自惭形秽。东汉风气以貌取人，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
刘备和孙权也是障碍。曹操很清楚，只要自己公然称帝，这两个人马上就会跟着上来，“篡汉”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何况都称帝，就没有了“中央”，刘备和孙权也就从“地方”变成了“对方”，岂非便宜了他们？
因此，当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上表称臣极力劝进时，曹操便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这小子是要放肆地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呀！
但，封公，建国，称王，一个不能少。
转折点是封魏公。表面上看，从侯爵到公爵，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但，封侯只是赐爵，封公却是建国，可以有自己的社稷和宗庙。曹操封为魏公，就意味着他能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独立公国。
以后称王，也顺理成章。
后来曹丕称帝，更是水到渠成。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步，是谁帮曹操迈出的？
董昭。此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场。当年帮助曹操迎奉天子的是他，现在策划封魏公称魏王的也是他。为此，董昭东奔西走，上蹿下跳，造足了舆论，做足了文章，终于形成议案，并得到皇帝的批准。
但，董昭也在一个人的面前碰了钉子。
这个人就是荀彧。
荀彧出身名门，祖父当过县令，父亲当过国相，叔父位至三公。他本人既是名士，又是重臣，在士林中威望甚高，好评如潮，在朝廷官居尚书令（宫廷秘书长），在曹操集团中的地位则相当于萧何兼张良。
显然，如果由荀彧领衔提出封公建国的议案，较之董昭等人，分量要重得多，身份也合适得多。
所以，董昭要以秘密征求意见的方式去见荀彧。
荀彧却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原本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国家。他秉持的是忠诚，坚守的是谦让。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如果真爱曹公，就该帮他保持晚节。封魏公，怕不合适。
曹操深感失望并大为光火，竟以劳军的名义把荀彧调往东征孙权的军中。荀彧走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就一病不起，不久神秘地去世，享年五十岁。
荀彧的死因有两种说法：忧郁而死，被逼自杀。据说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于是荀彧服毒。这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朝野谣言四起，至今仍是无法破解的悬案和疑案。
其实，荀彧是死于理想的破灭。
荀彧、鲁肃和诸葛亮，可能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行动纲领和战略方针，也都影响了各自的君主。因此他们不能以“谋士”名之，而应该称为政治家。
但，三人的情况却不相同。
鲁肃最简单。他不是名士，孙权也不是士族，没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因为在孙权那里，反曹与拥汉不矛盾，降曹与拥汉也不矛盾。要对付刘备，就说曹操是汉相；要联合刘备，就说曹操是汉贼。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然而以东吴之弱小、生存之艰难，恐怕也只能如此。要孙权为理想而献身，那是办不到的，何况他本来就没有理想。
诸葛亮就麻烦一些。他自己有理想，刘备没有。所以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便被束之高阁，真正被重用的是功利主义者庞统和法正。但诸葛亮的最大悲剧，却是他的蜀国治理得最好，灭亡得最早，这是后面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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