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注：当时的唐王李渊得到隋炀帝被害的消息，是放声大哭了的 。但是没过几天，他便毫不客气地请隋恭帝杨侑让出皇位。炀帝之死对于这位后来的唐高祖，恐怕正是时候。李密和窦建德却是动真格的。在消灭了那伙乱臣贼子之后，窦建德拜见了萧皇后，不但俯首称臣，还着素服祭奠炀帝。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说法是：我是隋臣，隋是我君，杀我君父者便是我的仇人。李密则在阵前痛骂对方：尔等世受国恩，竟然弑君谋逆，天地都不容！以上事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李密传》、《窦建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卷一百八十七，并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
（注：开皇三年（583）正月，隋政府下令将男子的纳税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但十八岁受田的规定不变。这样，农民在受田之后就其实有三年的免税期。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发展了生产力。）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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