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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