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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