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有关部门认为这笔财产既然无主，不妨收归国有。以皇族身份出任知州的赵伯圭却说：人家不远万里而来，客死他乡已经是极为不幸，怎么忍心占他便宜？于是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和赵伯圭祈福。
这确实让人感慨。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路线则主要有两条，一条从泉州或广州出发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或者经由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埃及、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另一条则是从登州、密州和明州出发，前往高丽和日本。
与日本和高丽通商的主要口岸是明州。这个城市具有双重性格，既是国际贸易的港口，又是科举官僚的故乡，因此既是商业重镇，也是文化重镇。这种性格在鸦片战争以后被上海继承，“阿拉宁波人”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
其实这一点儿都不矛盾。实际上，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正如我们将要不断讲到的，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因此，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公开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准备应试的则要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
结果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我们知道，唐代外贸主要是外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宋代则更多地是中国商人经由海路走出中华。这是需要技术支持的。事实上，宋代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其间奥秘同样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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