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稀为贵，徽宗政府的对策似乎不能说错。可惜事与愿违，度牒的市场价不升反降，甚至一度跌至二十贯。中小散户纷纷割肉清仓，金融大鳄则趁机大批买进，然后再哄抬到百贯以上出手。一进一出，所获暴利惊人。
徽宗政府又坐不住了，宣布已经发放的度牒如果还是空白的，必须再交一笔钱，重新领一张收据，才算有效。官方频频出手的结果，是民间资本对度牒失去了兴趣。南宋政府则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不但不再滥发，而且规定转卖时加价不得超过一百贯。至此，两宋的“股市风云”才算平息，度牒也才回归了它的本义：控制免税免役的僧尼人数。
但，此案还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的确，将政府特许的经营权，甚至出家人的身份凭证都当作有价证券来炒，是只有商业社会才会发生的事，两宋便恰恰是这样的社会。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
这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农业帝国，农业税从来就是历代王朝的统治基础，汉代工商税甚至只是皇家的小金库。宋却居然“本末倒置”了，赵宋官家能不重视工商业吗？
实际上，这个军阀创立的王朝完全没有军阀作风，反倒既重文又重商。赵匡胤夺取政权时，就明确宣布开封的店铺照常营业，之后又减免工商税，这可是不多见的。
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没错，社会风气如此，并由不得鲁提辖。
帝国的专卖制度和官商经济也算成功。事实上，尽管私盐和私酒贩子依然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是黄巢。宋江和方腊都不是。至于《水浒传》中卖私酒的李立，卖私盐的童威和童猛，则不过是小角色，只能跟着起哄。
宋，确实是商业的。
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发展海外贸易，善待民营经济，同时鼓励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这些政策和策略让大宋迅速地富了起来。据统计，从太宗至道三年（997）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短短半个世纪，帝国的财政收入居然翻了六倍，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奇怪的是，中央政府却越来越穷。太宗皇帝时，国库里总会剩下一半的收入，到仁宗时就不够用，到神宗时更是入不敷出。神宗皇帝甚至这样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但当务之急是增加收入。
那么，国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养官、养兵、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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