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曰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入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匐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然而进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性。这使我们一眼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紧闭的门。在这些院落、高墙和大门之间，留出的是仅供通行的道路。这些道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处，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道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户，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口还会搭起遮阳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具有开放性。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子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出商业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鸟市、骡马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灯市口、东西花市大街和花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噢！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春秋左传注疏》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了。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唯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了。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九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了。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却是拆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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