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出现,却与此无关。它的命运一开始就和中国的那些古城不一样。因为水运和通商的缘故,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设华亭县,揭开了上海政区形成的帷幕;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入海口沪渎的上海浦设立镇治,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之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川沙、南汇四县,隶属松江府。此后二百六十余年间,上海县一直有县无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才建筑了城墙,但却是圆的,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异。上海,似乎从根子上就和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这个怪模怪样、不伦不类的城墙,也没能存在多久。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为几乎全体上海人的共识。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城墙被拆除。上海,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建城最晚而拆墙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并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因为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墙而成者也。没有了那个“土围子”,还能算是城吗?事实上,上海从其历史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城”,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像建设其他城市那样按照“城”的模式来对上海进行规划,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让。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驱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北京作对。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上海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20世纪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20世纪中,它又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上海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桴鼓相应。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入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水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上海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摆摊”。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摊子”啊!——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又是些什么样的“摊主”啊!——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皮条客、拆白党、交际花、维新党,全都踌躇满志,胆大妄为。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了。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黄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上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变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邻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人物之至止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革命先驱。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上海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上海的摊子越铺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它当然只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话,也是一种新方言,它不再是苏州话,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话(浦东话或崇明话)。上海话不但语音已和周边地区不尽相同,而且拥有大量仅仅属于上海市区的词汇(有的则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后才传播全国,如“沙发”)。总之,它已不再属于某个省份或州县,而只属于上海这个新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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