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上海市民约有半数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则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上海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那种从中央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门”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上海滩，而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身手了。
因此，我们无妨说，北京人的“文化无意识”是“圈子意识”（城意识），上海人的“文化无意识”则是“滩涂意识”（滩意识）。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无意识”的体现，是随处可见的。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冬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义，这个小伙子也多少有点特别。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绝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都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你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了。
这种比较对上海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北京人热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觉，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上海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插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吗？有事您说话！”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