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样？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掼浪头、开大兴、捣糨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利己不损人”，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样？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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