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种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也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
多半不会。
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侠客并不等于骑士，武术也不等于体育，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与旧江湖武侠或旧才子佳人全然不同。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差不多都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人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汉”的时代需求。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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