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驴”，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说，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淫心刚才说过，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这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里快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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