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话不像话
然而，中国人一方面抱怨做人太难，另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给做人增加困难，比如随便说人“太不像话”就是。
说起来，“太不像话”，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从逻辑上讲，“太不像话”这种说法是全然不通的。话，是一种语言，怎么能去“像”？也许，它原本不过只是“像人们话中所说的那样”之省略。但这也是不通的。因为“不像话”者之言行，发生在斥其不像话之前。你事先并未“话”过，让人家怎么去“像”？或云此“话”乃公认之道德标准，这也同样有问题，因为世间并无一成不变的什么“公认道德标准”。比方说，一对小夫妻，恩恩爱爱，卿卿我我，同出同进，体贴温柔，像不像话呢？在观念比较传统的人看来，也许就不像话；而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看来，打老婆，当爷们，视妻子如奴仆的做派，才叫“太不像话”。总之，像话不像话，全看别人如何说话，哪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
正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这一谴责便可以广泛地运用于一切领域：武装干涉别国是“太不像话”，在车上抢了别人的座位也是“太不像话”；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是“太不像话”，初中生谈恋爱也是“太不像话”。可见，何谓“像话”，何谓“不像话”，何谓一般的“不像话”，何谓严重的“不像话”（太不像话），既无标准，也难量化。
显然，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是属于人情范畴的东西。它加之于人，既非法律惩处，亦非道德谴责，在分量上，也远较缺德、卑鄙、下流、无耻、丧尽天良等为轻。但唯其轻，便可滥施于人。反正随便说人“太不像话”，不必负法律责任，也不会对簿公堂，顶多被回赠一句“你才太不像话”。
这下好了！有了这个武器，中国人就可以自由而得心应手地，对一切自己认为“看不惯”“看不顺眼”“看不下去”的人和事，表示愤慨和鄙视。事实上，当人们怒斥某某人“太不像话”时，往往也是他们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比如男欢女爱的事，背着人怎么都行。如果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亲嘴接吻，便会被视为无耻，遭人白眼，甚至干预。其实，他两人自在那里快活，干他人何事？说穿了，不可容忍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背着人就可以放肆），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居然不怕别人议论”，岂非“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才弄得人人愤慨。想想看吧，自己不知羞耻，已是“很不像话”；如果再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岂非“太不像话”？
可见，像话不像话，全在别人顺不顺眼。顺眼就像话，不顺眼就不像话，不太顺眼就不太像话，很不顺眼就很不像话。反正像话不像话，都归别人说了算，自己说了是不算的。
做人为什么要别人看着顺眼呢？因为这“人”原本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这就好比在舞台上，自然应该字正腔圆。如果把台词念得颠三倒四、结结巴巴，当然不像话。显然，像话不像话的“话”，也就是“台词”。台词怎样才念得好？关键是要有“观众意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注意影响”。中国人从小就被施以注意影响的教育，懂得诸如不要授人口实、留为话柄、招来物议等人言可畏的道理，从而夹起尾巴，小心谨慎地做人。否则，自己辛辛苦苦地“做”了出来，别人却看着不顺眼（“影”不好），说着不中听（“响”不好），岂不是亏本生意？于是，便只好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走路看影子，说话听回音，规行矩步，瞻前顾后。至于什么开拓啦、创造啦，对不起，那可“顾”不上了！
然而“注意影响”也不容易，因为中国的“观众”并不好打发。比如中国人是不喜欢张狂的，因此做人就得收敛一点。不过他们也不怎么喜欢窝囊，因此又不能一点“尾巴”都没有。最好是深藏不露，若有若无，“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而且，藏的时候看不出来是在夹着，露的时候又不知是怎么出的手。这是做人的诀窍，也是世故。
其实，就连“世故”这玩意，也是件麻烦事儿。不懂不行，太懂也不行。完全不通世故，就不会做人，让人讨厌；太懂世故，又深于城府，让人害怕。大概也是“偶有不懂之处”为好。难怪鲁迅先生要说：“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这就如同脸皮，没有是无耻，太厚也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国人做人之难，在这里又可见出。
世故与人情
的确，中国人的世故，正如他们的有时不得不说假话，也至少有一半是逼出来的。
就拿“做人情”来说，便很让人为难。不做固然不行，但好心也未必都有好报。比如做媒。中国人是热衷于做媒的。如果能帮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找到如意郎君，或帮年过三十的老光棍娶上媳妇，当然是天大的人情，人家说不定会感激一辈子。但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其前途完全是未知数。如果婚后女方觉得嫁非其人，男方觉得娶不如意，则感激就会变成悔恨乃至怨恨，甚至连带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也会把婚姻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媒人，抱怨都是媒人“干的好事”。严重一点的，还会找媒人算账，弄得朋友之间反目成仇。媒人辛辛苦苦却落了个浑身不是，岂非太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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