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下来，女儿就比较吃亏，而最吃亏的则是庶出之女。不过，女儿虽不“贵”，却“娇”，称作“娇客”。因为女儿迟早要嫁人，或已嫁人，名分上是“客”，便应受到特别尊重、娇贵的待遇。比如《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写到探春代王熙凤管理家政，平儿教训仆妇们不得怠慢探春，仆妇们便道：“如今主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在贾母面前，迎春、探春、惜春及黛玉、宝钗一干姐妹都可坦然地坐着，身为长嫂的李纨、凤姐却得站着伺候，这就叫“贵女贱媳”。“姑奶奶”的面子之所以特别大，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姑奶奶面子大，只是在娘家。在婆家，也不过“儿媳妇”，除非熬成了“老太太”，变成了“老祖宗”。但即便贾府的老祖宗，见了孙女儿贾元春也得行礼。因为元春已是皇上的人，与老太太有了“君臣之分”。君臣官民，同样有贵贱之别。官贵民贱，君贵臣贱，最尊贵者是皇帝，叫作“至尊”。
夷夏与官民
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全部基础。它们是“家伦理”，也是“国伦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即内外有别，皇室与外戚的关系即亲疏有差，资深与新进的关系即长幼有序，官府与民间的关系即贵贱有等。差别序等，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故谓之“伦”。不过，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条原则，即“别内外”与“序等差”。
“别内外”是头等重要的，这一条界限必须先予划清。就整个民族国家而言，“别内外”者为“华夷”，“序等差”者为“官民”。中国文化很早就讲究“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正宗的本民族称华夏。华，就是光、彩、美；夏，就是大、雅、正。总之，华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边的异族，名称就不那么好听了—— 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夷”谓“平”，也就是必须平定、夷平、夷灭者；“戎”谓“兵”，也就是必须用武力征服者，故又通“寇”；“蛮”谓“蛇种”，故从“虫”；“狄”谓“犬种”，故从“犬”，轻慢侮辱之意自明（也有认为是图腾崇拜遗风的，这里不讨论）。
所以异族之敌，均称作鬼子，本族之敌则叫匪。“匪”即“非”，亦即“非正统”。国共两党谈判时，国民党自称“政府方面”，称对方则曰“中共方面”，其中即已有“官民之别”，也算是一种“春秋笔法”吧！一到谈判破裂，立即撕破了脸皮大骂其“匪”，但仍不称“鬼子”，也就是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只辨“官匪”，不分“人鬼”。是人的“匪”，比不是人的“鬼”，还是要亲近一些。
与“匪”相近者为“贼”，但贼与匪又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匪是公开的官方之敌，贼则往往是暗藏的内部敌人，如家贼、工贼、学贼。匪在野故曰“土匪”，贼在朝故曰“国贼”。匪多有武装故“放抢”，贼多用谋略故“行窃”。所以，匪之于贼，有明暗、朝野、文武之别。此外还有“奸”。奸，有与异方相通之意，故多用于通敌者，如内奸、汉奸、奸细。奸与贼的共同之处，是“阴”。因此，那些阴险狡猾、阴鸷狠毒的人，也叫奸贼。
贼也通寇，叫贼寇。其实，贼与寇也有区别。贼为个体，寇为团伙（而且是武装团伙）；贼是破坏者，寇是侵略者；贼是暗地下手，寇是公然抢劫。从字形上看，则贼是“以戈毁贝”，寇是“入室行凶”。咱们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入境即入室。所以但凡入侵者都叫寇。寇，有“匪寇”，有“敌寇”。无论“匪寇”“敌寇”，都是仇敌，也叫“寇仇”。
敌寇和匪寇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敌对而不认同（比如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者为敌，敌对而有所认同（比如同是中国人）则为匪，这就叫“异己为敌，同类为匪”。此外还有“伪”。伪有“假”义，多用于奸而得逞者。又有“逆”，逆有“反动”义，多用于“反动派”，如“汪逆”“逆党”。逆反于正，伪反于真，奸反于忠，都有“非正”之意。所以，但凡不合法的政权，无论是匪寇建立或敌寇扶植的，都叫伪政权。但又不是一切敌方的军队都叫伪军。有叫敌军的，有叫匪军的，只有汉奸的军队叫伪军。
汉奸是最为人们所不齿的。叛徒也一样。最可耻，也最无好下场。因为敌我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或化敌为友，或转败为胜。“鬼子”可以变成“友邦”，“匪徒”可以招安为“官兵”，“贼寇”一旦得势便是“王侯”，唯独“叛逆”永无出头之日。其原由，亦多因“内外有别”故。比如外国兵，原本是鬼子，要来打咱们，也还说得过去。你是自己人，却叛变投敌，帮外人打自己人，算什么东西呢？
除过“别内外”，便是“序等差”。比如同是犯上作乱，则官为奸臣，民为刁民，此为“官民之别”；同是行为不轨，则男为奸夫，女为淫妇，此为“男女之别”，一般都不能互换。盖民为“下愚”，应该浑浑噩噩，如不愚，当然是刁民而不是良民；君为“上智”，自然天纵聪明，如不智，则是昏君而不是明君。至于官们，于公应清廉，否则便是贪官；于君应忠诚，否则便是奸臣。所以有清官而无“清臣”，有忠臣而无“忠官”，盖因身份义务不同，要求评价也就各异。故君不仁，则为暴君；官不仁，则为酷吏；而一般平民如果残暴，就只能叫“凶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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