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就没有那么随便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比如“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就不能允许他们“乱说乱动”。又比如，犯上作乱、造反谋逆的“反话”，不但不能说，连在心里想一想都是杀头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诽”，也就是在肚子里诽谤“君父”，同属“大不敬”。其实，岂止是诽谤批评不得，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能说。比如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当官前曾当过先生。有一天教学生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学生为避先生之讳故，不敢说“道”字，只好大声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确，中国人的许多话，确实是“非常不敢说”的。
不但“反话”不能说，“正话”也不能随便说。说的时候，要看场合，要看对象，要看自己的身份（有无资格说这些话），还要注意态度、语气、方式、分寸。倘若犯规，君父、长官、老爷大人们便会一声断喝：“这里岂有你说话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规矩的中国人，一般都不会乱讲。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注意态度语气地信口开河，至少也会被目为不懂规矩、没教养。
“正话”不能乱讲，“反话”更说不得，这样算下来，大约只有“闲话”，可以随便说，或说得比较随便。所谓闲话，也就是非正式的话。前面已多次说过，中国人说话办事，极其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格式无非官民之别，朝野之别，内外之别等等，总之是“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是“闲话”。民可以讲“官话”（如宣读官方文件，传达官方意图，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发言等），官也可以讲“闲话”（在非正式场合上的非正式发言都是）。故“闲”与“不闲”，全在于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谓之曰“闲”，而无论其主体是否当“官”。这就官民皆便。
何况只要是人，就要说话。正话反话都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如果连闲话也禁，岂不把人憋死？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禁闲话的“法”，也没有禁闲话的“理”。茶馆里张贴的告示，也只会说“莫谈国事”，断不会说“禁止闲话”的。其实，“莫谈国事”也就等于多说闲话。因此，在中国，“国事”往往也会变成闲话，比如变成小道消息和政治民谣，也没有听说过会遭禁的。因为所谓闲话，也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当然说得再随便，也“合法”。
至于“合理”，则本之于“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的逻辑，每个个人都是群体的。群体的也就是大家的，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每个人的私事、家事、闲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权来关心，来过问，来议论，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中国人历来不承认个人有什么“隐私权”，也不会懂得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要求享有和尊重隐私权，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个人如果要求隐私权，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会被视为咄咄怪事：“怎么，他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当”的，否则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这就只能进一步引来闲话。
总之，我是群体之一员，你也是群体之一员。我可以议论你，你也可以议论我，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反正“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就“公平”，也就“合理”。
坏事传千里
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二是“传播迅速”。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闲话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快的原因，当然在于闲话所言，多半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历来有以德立国以礼治国的传统，“好人好事”总是会得到官方的正式表彰。“坏人坏事”就难讲了。除非是为了杀一儆百，做“反面教材”，弄不好就会被捂起来，以免家丑外扬，影响太坏。好事既然多由官话来讲，则闲话就难免多讲坏事了。
闲话多讲坏话，还因为好话可以当面讲，坏话则多半只能背后讲。好话是人人爱听的。要说好话，尽管当面。坏话就不同了。当面讲一个人的坏话，不但他未必接受，自己也往往讲不出口。但是，不讲，心里又憋得慌，便只好背后说闲话。正因为此，“闲话”一词，才有了“背后议论批评”的意思，或等于“不满的话”“坏话”。
那么，坏话为什么就传得快呢？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坏话多半是“背地里”说的话。背地里说的话，往往比较有“价值”。一是真实可靠。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面对面时，为面子故，便难免闪烁其词，甚至虚情假意。即便要说对方的坏话，也多半会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不得要领，除非是吵架。背靠背时就不一样了。没有面子障碍，不怕“对不起”，就可以放肆，也就比较真实，或被认为比较真实。
其二则是神秘诱人。背地里说的，也就是不能公开讲的。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这就神秘，也就诱人。所以，越是不能公开讲的事情，就越是有人打听；越是打听不到，就越是神秘；而一旦打听到了，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因为自己居然听到了不能公开讲的、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岂不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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