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庸”的三个结论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来。
第一，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么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绝不唱高调，绝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出来。比如《礼记》里面讲，一个孝子，应该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回家以后，也一定要跟父母亲见个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比方说，你能够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后半天不回来，父母亲要担心啊！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出门之前一定要打个招呼，回家以后一定打个照面。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这种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儒家讲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孔子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说他有多了不起的学说？没有。说来说去，也就诸如此类，打个招呼啦，打个照面啦，等等。这也要说？但是真的要说，我看现在很多孩子都做不到呢。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又尤其是读书人当中的“愤青”，又尤其是“愤青”当中的“爱国愤青”，有几个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是啊！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爱国主义”呢？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理想主义”呢？不唱高调，又怎么表现“道德情操”和“高风亮节”呢？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设立道德高标，并且拿这种“高标”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谴责别人的。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们可不管。
唱高调的结果必然是走极端。为什么？因为高调就是极端，否则就叫“中调”了。走极端是谁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说过，矛盾一词，就是韩非发明的嘛！韩非还有一句话，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冰，和燃烧着的炭，能够在同一个器皿中长期共存吗？不能。不是冰熄灭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归于尽。同样，严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到来。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但是，法家走极端，却并不唱高调。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现实主义者。法家，怎么会唱高调？其实，就连先秦时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调。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克己复礼也好，平等互利也好，无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难的事。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调门太高，是不合时宜。
那么，后来的人，怎么就既唱高调，又走极端呢？我认为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有关。他俩干了一件什么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独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独尊嘛！这下子，调门可不就高了？但是，汉武帝的子子孙孙，还有后来的那些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实不能治国，只能用来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还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也就是赏和罚，以及权势、权术、刑法，即“势、术、法”。这一点，我在《先秦诸子》和《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两书中都有细说。总之，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法家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当然能够流行。
更何况，唱高调和走极端，原本就相得益彰。唱高调一定走极端，走极端也一定唱高调。为什么？因为走极端，是需要道义支持的。你得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或者某个崇高的目标。这样，你走起来，才理直气壮，才大义凛然，才所向无敌。
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是孔子被神圣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说，当孔子被哄抬到“唯一圣人”的吓人高度时，他最钟爱的“中庸之道”却完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和稀泥、没原则、风吹两边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这也不奇怪。既唱高调又走极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种种高调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就只好装样子、耍滑头。结果，中庸变成了乡愿。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要恢复中庸的本来意义，就得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孔子“去神圣化”，中庸才能“去妖魔化”。孔子恢复为“常人”，中庸才能恢复为“常道”，即“常人之道”。常人之道的特点是什么？不唱高调。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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