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无论在前朝还是后宫，都是中心。
另外一组数字也很有意思：天安门至大明门段的长宽均为后两宫区的三倍，大明门至景山北墙的距离是后两宫区之长的十三倍，京城内城面积则是紫禁城的五十倍。
这又说明什么呢？
明代北京城市规划的模数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模数是后两宫区。至于1∶49的比例，则体现了《周易》的思想：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系辞上》
这无疑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数字，却未必是为了取代元大都的规划模数。没错，元大都东西之宽为宫城的九倍，南北之长为宫城与御苑总长的五倍，正所谓九五之尊。这个模数并非不能再用，前三殿和后两宫台基的长宽之比便正好都是九比五。只不过按照《周易》的观点，有用的四十九是被创造者，不用的一是创造者。紫禁城占五十分之一，就意味着北京城是紫禁城演化衍生，皇帝是万民父母天下之主。
众星拱月，或者太阳系啊！
如此说来，迁都北京岂非大手笔？
事实上，几乎永久性地奠定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只是朱棣即位以后所做诸多大事中的一件。太祖时期作为临时性机构的内阁成为定制，曾经尾大不掉的藩王变成徒有虚名的寄生虫，便都是他的大动作。这些制度都被他的子孙全盘继承，由此形成明代政治的个性和特色。
这样看，朱棣更像明的奠基者。
然而这种“成功”只是对统治者而言，甚至只是满足了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民众以及官员都不是福音。帝国大厦最后轰然倒塌，也要拜朱棣的制度设计所赐。因为这些制度仅仅保护皇帝一个人，而统治的手段又极为变态，完全无视包括士大夫在内所有臣民的生命、人格和尊严。
那么，永乐时期成型的明代特色又有什么呢？
宦官把持、特务监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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