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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