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成一片的部落，人更多，地更广，事务更繁忙，关系更复杂。氏族成员都是血亲，部落则还要加上姻亲。七大姑八大姨，老丈人小舅子，妯娌连襟，旧友新朋拢在一起，当然需要凝聚力，需要总指挥，需要顶梁柱。非如此，不能将这些一盘散沙的大小氏族拧成一股绳，来发展生产力，提高战斗力，共同对付野兽和敌人。
图腾是必需的，问题只在是什么。
核心也是必需的，关键只在谁来当。
牧羊鞭与指挥刀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可以商量，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馨和柔美，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因此，新生的部落和部落时代，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不清楚炎帝族为什么选择了牛，但应该与神农被看作农业神无关。毕竟，耕牛的使用，要到青铜甚至铁制的犁发明之后，从西部走向中原的炎帝族则仍是游牧民族。因此，从逻辑上讲，这种选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要比温顺的羊更像雄性。 注释标题 耕牛的文字记载始见于《论语》。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犁和耕牛的使用大约在周。
让这些勇敢者心动的，正是这种力量感吧？
事实上，炎帝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的西戎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然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并更换旗号。 注释标题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称：自奉羊以为其图腾者，则夏人指目之曰“羌”矣。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显然，炎帝族从西部来到中原，不是简单的迁徙。它的深远意义，并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百花齐放，鱼、蛙、月亮，鸟、蛇、太阳，可以同时崇拜，并行不悖。图腾崇拜却要求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以后的神鹰荷鲁斯。
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牧羊鞭变成了指挥刀，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曾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西戎族群的形象和称谓，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蛇的第二次出场
事情已经清楚，羊女变羌人，是革命的关键时刻。
我们不知道，在那微妙敏感的弹指之间，是女人主动让贤，还是男人强势夺权。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肯定，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坏的作用。
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潜伏了很久。
的确，远古神话中，蛇是无处不在又若隐若现的，最重要的出场则有两次。第一次在伊甸园，通过诱惑夏娃把生殖变成了性。那时的它性感而坦诚，称得上是背了黑锅的无名英雄。此后，蛇功成身退，蛙闪亮登场。生殖变成性，动物就变成了人。生殖崇拜诞生，自然就变成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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