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献里，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而国人也就是国都里的人。至少在春秋战国，是如此。
其实在春秋时期，城市国家已经不多，大国也都是领土国家。领土国家的“国”就是首都。但，即便在春秋，法理上的首都也只有一个，即周天子所在地，叫“中国”，意思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地区。
用中国一词指我国，其实是很晚的事。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人是叫“邦”的，国家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呆在城里，还只能呆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御花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建造或者购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安全从来就是第一位的。从原始人的洞穴，再到房屋和聚落，人类聚族而居不仅为了抱团取暖，更为了实际上的安全性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作为最大的聚落，城市无疑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所以古代许多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Athens）就有卫城（acropolis）。雅典卫城建在高高的山丘上，不但有城墙，而且有神庙。最重要的帕提侬神庙（Parthenon Temple）供奉的，则正是这座城市和人民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a）。
青铜铸造，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现藏于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
这就让整个城区充满神祇庇护的安全感。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例外当然也有，比如斯巴达（Sparta）。斯巴达虽然也号称城市，却既没有高大的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无形的城墙。 注释标题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
这幅19世纪的木刻版画描绘了正在训练的年轻的斯巴达人。据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所以，斯巴达国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贵族家庭的婴儿出生之后要精心挑选，体弱多病的抛弃到山野，体质强壮的才留下抚养，然后七岁就送进军营，接受野蛮训练，包括每年都要跪在神的面前受一顿鞭打。做母亲的则会在他们出征时拿出一块盾牌说：要么举着回来，要么躺在上面。 注释标题 请参看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
难怪他们不要墙。
中国古代的城市却是有墙的。
不妨来看城的古文字。
很清楚，城也没有甲骨文，只有金文、陶文、货币和玉片上的文字。字形差异很大，解释却很统一。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城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注释标题 据《汉语大字典》。
至少，在我们民族是如此。
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的古老城市都有城墙，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比如埃及人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尼罗河流域的涅伽达（Naqada），都如此。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高大而坚固的城墙，也迟早会被发明出来。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能够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不妨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Tasadays）。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Fentou）。 注释标题 关于塔萨代人是否真实地存在，这里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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