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据说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是两个基本点，也是两只翅膀。
那么，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纪前后出土。《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被认为是欧几里德结合前人成果以及其个人创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书共十三卷，以演绎法作为基本理论，总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设。它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在两千多年间，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更成为严密思维的范例。
安提基特拉机械建造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目前已发现82块残骸。这件古希腊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齿轮装置。通过研究残骸上的齿轮，结合镌刻的希腊铭文操作手册，已证实这个机械装置不仅能计算恒星和行星的位置，还可以预测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注释标题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这就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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