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 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注释标题 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 注释标题 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 注释标题 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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