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 取舍的标准也只有四个字：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们的追求，说到底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 注释标题 以上所引依次见《韩非子》之《解老》、《奸劫弑臣》、《外储说左上》、《难四》。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时，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 注释标题 见《韩非子·说林下》。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注释标题 战国晚期，君臣关系与春秋和战国前期不同，卿大夫的世袭制已逐渐改为任命制，各国甚至有实行客卿制的，故云。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注释标题 见《韩非子·饰邪》。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注释标题 见《韩非子·显学》。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正如《奠基者》所说，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 注释标题 见《韩非子·有度》。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注释标题 法莫如显，见《韩非子·难三》；使民知之，见《韩非子·五蠹》。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的条款。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注释标题 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怎样才能进行规避，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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