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母亲家之前，我给余婧打了个电话，问她晚上有没有安排。余婧问什么事？我说也没什么事，母亲喊过去吃晚饭。余婧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她晚上有个应酬，去不了。
回到家已经十点了，没想到余婧居然还没回来，宽大的屋子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再豪华再精美，也不像个家。
我泡了杯茶，懒懒地半躺在沙发上，抽着烟有一眼无一眼地看电视。现在的电视台都他妈像是一群弱智办的，几十个台转来转去，竟然就没有任何一个台能够看上哪怕一分钟。
三年前，凭了胡克非的帮助，余婧顺利地从古城调到了西都，而且进的是人人都梦想的国家机关：市建委人事处。就在她调到西都不久，我们结了婚。墙上的婚纱照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了，照片上，我们俩笑得那么甜蜜美满，如同一对幸福的布娃娃。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的夫妻关系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好比白酒，时间越长，白酒越香醇，两个人的感情也越亲密；第二种好比牛奶，日子就好比不断兑入牛奶中的水，时间越长，牛奶也就变得越稀薄，到了最终，已经是水的成分占多数了。用这个标准考察世人的婚姻，恐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属于后者。他们之所以在牛奶变成了水之后还没有把它倒掉，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心境在起作用罢了。
很不幸的是，这两年，我不得不承认，我和余婧的婚姻也属于后者，属于那被时间之水冲淡了的大多数。
余婧和我是大学校友，比我低一个年级，同属师大中文系。那时候，她不仅是中文系公认的美女，也是我们的小师妹――她的父亲是教我们古代汉语和写作的教授，她的母亲则是师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兼纪委书记。
利用身为文学社社长的职务之便，我对余婧发起了强劲的攻势，而简锐和肖一民这两个铁哥们儿则充当了余婧所说的“帮凶”。刚开始，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和余婧小师妹接触，我们别有用心地请余婧的老爹出任系文学社的顾问，余老爹哪里想到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借口多多进他的家门以便拐走他的女儿呢？想也不想就愉快地答应了。
这样，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不时到余婧家里找余老爹请教了，当然，为了避人耳目，把简锐和肖一民拉上是完全正确的。
女人的心到底要细一些，就在我和余婧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才偷偷摸摸地接过两回吻，她那个当纪委书记的母亲似乎就看出了点苗头。此后，凡是我到她家，她母亲都要用一种防贼似的目光盯我。
据说，偷情的乐趣就在于那种又惊又怕的心跳。我和余婧不算偷情，但由于她一再警告我不可让她的母亲知道，“否则你绝对没戏”，这样一来，我们原本合法的恋爱也成了地下斗争。后来，我不方便再经常去她家了，就由简锐和肖一民完成鸿雁传书的光荣任务。同他们俩一起到余婧家的，还有班上一个同样被蒙在鼓里的女生。
刚和余婧恋爱时我上大三，到了大四，偷吃禁果就成必然。我之所以要毫不顾忌地把余婧“做”了，和越来越临近毕业分配有关。就像肖一民警告过我的那样：“小乐，你要是不趁早把余婧做了，我敢和你打赌，她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你想想，她母亲本来就对你印象不好，要是你再离开学校，你还有戏吗你？”
肖一民中肯的分析让我暗自心惊。当天晚上和余婧约会，我不怀好意地把她往学校背后那座长满树木和野草的荒山上拉。
荒山上，我找到了白天精心探寻才发现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防空洞很小，也很隐蔽。坐在漆黑的洞里，微弱的月光照在洞外的树丛中，远处是女生宿舍楼，有人在尖声尖气地唱歌，近旁则有蛐蛐之类的昆虫叫个不停。
余婧有些害怕，和我挨得更紧了。趁着一个悠长的热吻，我一把掀起她薄薄的T恤……
就是在这个临近毕业的六月的夏夜，我把余婧给“做”了。那是一次慌不择路的情爱，时间仿佛过了一年，又仿佛才过了一秒，糊里糊涂地就算完事了。从余婧肚皮上滑下来时，我脑子里很不合时宜地想到：人家都说做这事特别快乐，可我觉得好像也就一般嘛。当然要比自己用手好，可也没有达到所谓欲仙欲死的地步。
事毕，余婧出乎意料地哭了起来，她趴在我怀里，用力捶打着我的背，捶着捶着她就哭了：“小乐，你都和我这样了，你今后可要对我负责呀。”
我也带上了哭腔：“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爱你，一辈子都对你好的。”
正是有了这个美丽而闷热的夏夜，此后，余婧的母亲把我找到她的小办公室，勒令我必须和余婧分手时，我才有了对付这个老女人的致命武器。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余婧的母亲、系纪委书记把办公室的门小心掩上了，她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和我套话，问些毕业分配呀毕业论文之类的事，并且表扬我说，“我们老余一直认为，你是他教过的学生里最有写作能力的人。”
我知道这些话都是一个前奏，正如包子的皮，里面的馅才是决定包子味道的核心。果然，余婧的母亲终于和譪地打听我和余婧的情况，同时委婉而坚决地提出：“余婧还小，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你们还是分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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