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简锐分手，时间已是午夜十二点，就在回家的的士上，我又接到一个电话。
号码很陌生，一个老妇人带着哭腔的声音：“你是小乐吗？我是你黄姨呀，你王老师又住院了，今天下午送到省人民医院的……”
几年前，我在《文学月刊》无聊地做小编辑，为了打发没有恋爱可谈也没有烧酒可喝的闲暇时光，我只得重又像大学时代那样开始写诗，李夫则雄心勃勃地构造为他后来暴得大名的长篇小说《尘埃飞起来》。
我把写得还算满意的一组诗寄给了省作协主办的《太阳》诗刊，那是一家在全国曾经有过巨大影响的刊物，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天文数字的40万。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寄自《太阳》诗刊的信，足足写满了两页稿纸，全是用蓝色圆珠笔写成的正楷，细小，流畅，看得出写信人的严谨和认真。写信的人就是《太阳》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王自洁。
我没想到王自洁会亲自给我这样一个无名作者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两页，不仅对我的那组诗的得失进行了详细的评析，还鼓励我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我清楚的记得，诗人王自洁在信的结尾引用了一位更著名的西方诗人的话：“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后来组诗在《太阳》诗刊发表了，满满三个页码。我没想到的是，稿费居然只有六十五元。那时李夫在给一个书商写一本关于桂系军阀白崇禧的传记，“你他妈的一百多行才六十五块，人家书商给我的订金就是两千。”李夫在楼下请我喝酒，得意地扬着一只牛皮钱包，钱包鼓鼓囊囊的。我得承认，饱满的钱包和饱满的女人胸部一样，都会令人心跳加快，面皮潮红。那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两种好东西啊。
又过了几天，王自洁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摆谈摆谈。这样，《太阳》诗刊主编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著名诗人：一张竹篾般的瘦脸，不堪重负地顶着一副无框的黑眼镜，就是五四青年戴的那种。细长的手指，像是在秋风里悬挂了多年的枯树枝，一身蓝色的中山服洗得微微有些泛白。总之，著名诗人王自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让我脑子里无端地想起了啼饥号寒这个悲伤的词语。
以后，断断续续地和王自洁有了来往，出于对他的尊重，也出于他是亲手发表我的第一个组诗的责任编辑，在他面前，我一向恭敬地执弟子礼。
熟悉了之后，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人生经历：五十年代，王自洁就是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了，可在反右的风潮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诗人脾气注定要下地狱，他被发配到西部一家煤矿劳动改造。结束了劳改，城里已经没有他的户口和工作了。可怜这位几年前还风流倜傥的诗人，不得不在矿区打短工谋生。我曾经和简锐喝酒时说过一句粗话：穷人的鸡巴只是用来撒尿的。这句话用在早年的王自洁身上，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到了三十来岁，他不得不娶了矿区一个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农家女，也就是后来我喊黄姨的那个女人。
七十年代以后，王自洁的右派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二十多年的青春时光就被葬送在了幽暗深邃的矿道。复出后的王自洁出任《太阳》诗刊编辑，尔后升为编辑部主任、主编。七八十年代，文学火热，那时候诗人在公众眼里，就和现在的明星一样崇高伟大。王自洁到文化宫讲课，只能容纳五百人的会议室竟然挤进了八百多人，还有不少人站在外面的过道上，年轻的女子们就像如今的追星族热爱F4一样深情地望着他。结束讲课时，一个胆大的女子竟然冲上台去狠狠地啃了王自洁一口，台下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许多人看来，王自洁完全可以借此东风把半疯的黄姨休了另娶佳人，有段时间王自洁似乎也有这种打算，他和那位大胆啃他的女子好上了。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省委宣传部的一个爱好写作的副部长听说著名诗人王自洁有一位农民妻子，觉得这是弘扬精神文明的好题材，就亲自前往采访，并写了一篇《著名诗人和他的农民妻子》的长篇报道发表在省报上。顶着这圈光环，王自洁再也不敢离婚了，那位啃他的女子和他相好了两三年后，只得挥泪离去。
我想，如果不是对著名诗人王自洁悲惨生活有所了解，也许我会在诗歌写作上坚持得更长久一些。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一个享誉全国的诗人，他的生活竟然如此糟糕。即使我付出一生的努力，我也完全可能写不到他的名气，却完全可能把个人生活写成王自洁的克隆。在年轻一代眼里，没有人愿意再像王自洁那样让生活为诗歌殉葬。
第一次到王自洁家，我惊讶于他出人意料的清贫：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可他家里还在看一台黑白电视。一只颜色已经恍如出土文物的组合柜，玻璃碎了一半，一条腿大概是被老鼠啃过，留下了一些类似抽像画派作品的齿印。一张人造革沙发，尽管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去，还是立即陷进了深深的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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