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天空逼仄，也要努力飞过
多年前的一个感恩节前夕，曾跟着英语老师到当地一家教会做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准备一顿免费的晚餐。
彼时不过才离开单纯的工作环境和父母，对于“流浪者”的印象也不过是中国繁华街道边不辨真假的乞丐形象。
但真正近距离接触到那些人之后，才知道原来曾经的认识是多么单一。来来往往的人中，他们有着各样的肤色，在他们脸上能看到复杂的表情。
或呆滞，或狡黠，或空洞，或无望，每一张脸似乎都写满了故事。他们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过着独立的、常人不可理解的生活。言语间偶尔泄露一点曾经历过的人世苦难，叫人不胜唏嘘。
如今的社会，很难再有所谓时代的苦难加之于身，更何况是美国这个相对民主的社会，更多的苦难是来自个人或者家庭。
每每提笔想写一写那些故事，却都觉得心中空泛，无从下手。或许作为一个顺着普通人的人生轨迹成长起来的人，很难靠着短暂的接触和一时的感触去触摸真正人性的苦难。
读过那么多的书，能把苦难写得抽丝剥茧、深入骨髓的，萧红大约算得是其中的翘楚。
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每看一遍都要掩卷叹息。憋压在胸口的苦楚无从释放，有一种想哭哭不出来的悲凉。
茅盾给《呼兰河传》写序，几千字的文章里，满满当当都是“寂寞”。她生来寂寞，成长寂寞，爱得寂寞，走得寂寞。
她的文章也在历史中寂寞了很久，近年才重新走到人们眼前。然而世俗的目光却越过那些力透纸背的才华，更多地落在了她的感情纠葛上。
无论是不无嘲讽的指摘，或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她更多地被塑造成一个在爱情里拎不清的女子，在男人之间辗转流离却始终居无定所，几度被遗弃。
然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不能离开所在的时代独活，所谓的行为分析，离开了特有的历史背景，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今的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可供选择的道路，但从前女子们跳出的舞步，不论是优雅华丽或是踏错节拍、踩脚跌地，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嘲笑。所谓能独立自强、全然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全。
抛开傲慢和偏见，在那些令人喟然长叹的故事里，有所悟，有所得，才是使自我成长的正确态度。
萧红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
从一出生时，她的天空就不算广袤高远。1911年，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本名张廼莹。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师范学校，母亲也是饱读诗书、受过传统教育的女子。
虽然后来被推举为“开明绅士”，张廷举并没有将开明带给女儿，反而将父爱从她的生命里尽数剔除，给予她的只剩轻视、反感，动辄拳脚相加。而母亲对这个长女的爱，也稀薄有限。
萧红童年里唯一的温暖是来自祖父的，所以在灰色的《呼兰河传》中，能叫人喘息的那一点亮色，就是她和祖父的一切。
写作时，她正身染重病，在香港伶仃无依，不出两年便死去。她在病痛里细数着童年，祖父的一切，记得那样清楚。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一过了八十岁，祖父就死了。”
然而那份温暖，也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燃的在冬夜北风里摇曳欲熄的柴火，短暂后是无望的寒冷。
在她的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中写着：“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的。”“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所以，她才会对鲁迅如兄如父般的关爱，有着近乎孩子般的依赖。
不得不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对下一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陆小曼的骄纵，是父母娇惯溺爱的倒影；冰心、林徽因都是父亲宠爱下长大的女儿，因此她们后来的人生之路都较为健康，在感情问题上也都理智而清醒，能远离剑走偏锋的情感。
而同为冷眼看世情的张爱玲，她性格中的孤冷，也同父爱缺席有着莫大的关系。
萧红的一生便从缺爱开始。
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的深情呵护，哪怕只是短暂的，也足以照亮一个人的一生。在人生的狂风骤雨里，心底有一处源生的温暖，是可以支撑着走下去的希望，也是方向。
贫瘠的亲情，在萧红成长的岁月里，将那颗心碾压成多疑、敏感、不安。她对于人世间的温情和爱意，有着超乎寻常人的渴望和依恋。正如一个经历过饥荒的人，对食物有着近乎病态的贪求。
1938年，丁玲在临汾见到了萧红，她眼中的萧红“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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