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荃：将善良和平实写进灵魂
有一种女子，她们的伟大是用来被历史铭记的；而另一种女子，虽然在史册里寻不到她们的任何信息，但却被她们的子女铭记、敬爱一生。而这种伟大，才是带着温度的纪念。
我们都知道“好父母”对于子女的重要性。所谓的“好父母”，并非单指是给下一代积累了多少物质上的财富，或者学术上怎样有益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灌输给孩子正确的做人准则、积极的人生态度。哪怕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也自有一番朴素的人生道理值得下一代学习。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向人们阐述着，母亲在下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产生着更深远的影响。
一个正直善良上进的孩子，他必然有一位在人生态度上积极正面的母亲。母亲永远是孩子成长力量的源泉，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品质决定着孩子的未来。
身为女子，头顶着再怎样多的王冠，大多数人永生摘不掉的一顶便是“母亲”的称呼。
如果说有什么是让世界上所有女子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那么就是母亲的职责了吧。它不以出身贵贱来评断，也不以知识的多寡来衡量。所有能用来判断一个母亲是不是成功的标准，就是子女和她的关系、对她的感情和她对于孩子有益的影响。
翻开整个民国史，这一位女子的名字几乎毫无痕迹可寻。关于她的一切，都来自她的儿孙的诉说。
她几乎一无所长：既没有可以称道的家世背景、家学渊源，也没有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任何建树，更没有关于她容貌的一丝一毫的描述。
岁月悠长，她微不足道，甚至连出身都模糊了。她就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她不是女神，却是一位真实的、带着温度的母亲。
关于她的出身，一直有两种说法。根据梁启超外孙女的说法，由于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一直体弱多病，虽然她生了一男二女，但孩子的身子都不够结实。李蕙仙想为梁启超物色一位侧室，给梁家多生几个壮硕的儿女。
在回贵州省亲的时候，李蕙仙在田里看到一个十六七岁放牛的姑娘。高高壮壮的女孩，一双大脚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梁启超一直提倡天足运动，李蕙仙认为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女孩，又结实又符合梁启超的理想，于是将她带回了家，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而根据四子梁思达的说法，王桂荃是四川人，原名叫王来喜。从小就因家中贫困，而被转卖过四次，最后作为李蕙仙的陪嫁丫头来到了梁家。梁启超为她改名叫王桂荃，聪明勤快的她得到了夫妻俩的喜爱，最后在李蕙仙的主持下被纳为侧室。
无论如何，1902年左右，这个叫王桂荃的女子，在梁夫人李蕙仙的张罗下，在日本嫁给了梁启超。说“嫁”并不合适，因为梁启超没给她任何名分，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她的使命就是照顾梁家的上上下下，帮助李蕙仙打理家务，为梁家生儿育女。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人，时任礼部侍郎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他的才华，当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这位年长梁启超四岁的名门闺秀，受过传统的古典教育和一些新式教育，思想也比较进步。曾出任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创办的上海女子学堂的提调（也就是校长），也是《妇女报》的主编之一。
他们夫唱妇随，感情非常好，是夫妻也是朋友。1899年岁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夏威夷做演讲时，和当时的一位充当翻译的华侨小姐何蕙珍互生情愫。何小姐甚至托人向梁启超求婚。
梁启超对此并未隐瞒妻子，写信诉说了此事，“生出爱恋”“终夕不能成寐”。李蕙仙主动提出纳何蕙珍为妾，但梁启超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何蕙珍。
由此可见，李蕙仙是一位性情极其豁达的女子，她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还是遵循着传统女子的德行，一切以丈夫的需要为出发点。所以她为丈夫挑选王桂荃为侧室，也是一切为了家庭所需。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曾和谭嗣同商议发起“一夫一妻世界会”，他并不想背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因此没有给王桂荃任何名分。
最开始，家中的人对她的称呼是“王姑娘”。她的地位也实则和婢女无异，但她并不以为意。
不管她是怎样的出身，这个目不识丁的女子，有着最淳朴的做人准则，本本分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她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不切实际的抱负。她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带着天生的、单纯的乐观和幽默感。
当年长子梁思成学建筑，二儿子梁思永学考古，三儿子梁思忠学的却是军事。王桂荃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她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人又随和。李蕙仙是北方望族走出的大家闺秀，规矩多，天生威严，对子女和下人也都要求严厉。这样一比较下来，孩子们都自发地去亲近王桂荃。
渐渐地，她的乖巧、温顺、勤恳赢得了家人的肯定，也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喜欢。她在家中开始被称作“王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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