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的慷慨陈词打消了我当时的一丝疑虑，我决定不动摇了，和他一起去青海。
就这样，我们当天就一路火车，从西安到了西宁。
到西宁市时，天还没黑，他没带我坐公共汽车去青旅，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心里开始有点儿不乐意，不是说孩子们的境况很窘迫吗？为什么还乱花钱？
那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
打车到了青旅后，这种感觉愈发明显，老刘很热络地和人打招呼，一看就是在这里住过很久……但那些和他打过招呼的人都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年轻，不明白那些眼神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支我去沙发旁边看行李，自己去吧台办手续。
我从小听力好，隔着很远，隐约听见他和前台说：是一起支教的老师……后面又说了些什么，但声音很低我听不清。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把钥匙过来说：带独立卫生间的只剩一个标间了，咱们只好挤一挤喽。
他用的是那种很自然的口气，好像男生女生住一个房间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心头噌地烧起一把火，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再生气也要笑着说话，于是我强笑着说：不至于吧，别开玩笑了。
老刘可能看我脸色不对，就一边打哈哈一边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比学校好多了，学校只有一间老师宿舍，等去了以后所有的老师不管男女都是吃住在一间房子里的。
他顿了顿，又说：你就当是提前适应适应吧。
我笑着说：你说得没错，是应该提前适应适应。
我拎着行李走去前台，要了一个女生多人间的床位。老刘没说什么，只是和我说话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
原计划的出发日期延迟了，拖后了有四五天，老刘说因为还有人没到，据说是某个媒体的记者，要跟着去体验生活。对此我没发表什么异议，毕竟他是组织者，或许如他说的那样，要认可宣传报道的意义。
其余几个准支教老师我也看见了，其中一个男生很奇葩，一直在赖床，三天内除了吃饭就是躺在床上玩游戏。另一个准女老师更奇怪，随身一本书没带，却带了一堆镜头、昂贵的单反相机以及一个三脚架，让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去教书的，还是去搞摄影创作的。
我尝试和他们交流，一问才发现全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当中最短的只去支教一个星期，最长的差不多一个暑假，除了我以外，都没有教师证，而且全都不是师范类专业的。当然，不是说非师范类专业就不能教书，预先备好课、掌握一点儿教育心理学即可，但一问方知，他们几乎没有备课的概念，每个人都说：到了学校以后拿过学生的课本看看就行了，大学生还教不了小学生吗？
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我跑去和那个组织者老刘沟通，让他组织大家备课，并合理分配好每个人的教学方向，因为好像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适合教语文，那谁教数学呢，谁教美术呢……
老刘却说：这个不是现在该操心的事，到了学校后大家再商量。另外，支教靠的是热情，你最好别打击旁人的热情，大家牺牲了暑假出来吃苦，可不是为了听人数落的。
我有些糊涂了，这和我想象中的支教太不一样了，我不明白支教靠的是热情度还是责任感，但毕竟学了四年的师范，对书该怎么教还是有自己的认知底线的。
我说：不好意思，我需要考虑一下是否继续留在你们这个组织里。
老刘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他说报名了就不能退出，这样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等于破坏支教。
我不想破坏支教，但这种境况实在让人心里堵得厉害，我当时年轻，涉世不深，觉得天都暗了。我一个人盘腿坐在青旅的客厅里生闷气，生着生着生出眼泪来，忽然很想爷爷，也忽然觉得自己很笨，眼泪一淌出来就止不住了，委屈得要命。
正哭着呢，有一个叔叔丢了包纸巾到我怀里。
这个叔叔我认识，他话不多，大家一起在厨房做过饭，我还借过他的打火机，他好像不是青旅的住客，但每天都会来青旅坐一会儿，有时候带本书过来，有时候带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敲上半天。
这个叔叔长得像大耳朵图图，憨憨的，很实在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后，哭得更止不住了。
他也不说话，自己忙着敲电脑，一直等到我哭累了告一段落了，才扭头问我：说说吧，你出什么事儿了？
我一边抽搭，一边一五一十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叔叔一边听一边吧嗒吧嗒抽烟，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四川人，经历过“5·12”，应该知道救灾志愿者和灾难旅行者的区别吧？
我说：知道啊，前者主要是去救人、帮人、献爱心，后者除了献爱心外，顺便参观。开辆车，装上几箱矿泉水，在危房前，甚至在一些遇难者身边拍上几张照片，录上几段视频。即使帮忙搬几块水泥板，也不忘了拍照留念，其中的个别人美其名曰救灾，但其实是在添乱。
叔叔说：那是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咱们先不去讨论他们是对是错，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支教志愿者和支教旅行者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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