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乱世混到六十几岁，冯道就早成精了，知道要“对人说话，对鬼打卦”，如果看不清自己的主子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就贸然上去表忠心，献殷勤，不但不能达到效果，反而容易引来杀身之祸。因此，冯道需要试探一下做皇帝之后的刘知远。
刘知远镇守太原这几年，知道石重贵这样胡来，一定会搞出乱子，表面上他静坐观变，实际却暗中作准备。为了筹备战略物资，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民间的所有牛皮都必须收集来做盔甲，严禁自由买卖，违反禁令的一律杀头。这条禁令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民间需要用到牛皮的地方也很多，因此虽然禁令很严厉，一直不断有人以身试法。刘知远镇守太原的时候，只是在河东实施这禁令。现在当了皇帝，这条禁令自然而然地推向了全国。
上党有二十多人因盗卖牛皮被抓，按照律令当然是全部被处死。负责审理这案子的官吏张璨知道这样不妥，就越级上奏刘知远，请饶过这些人的性命，还说现在已经不缺牛皮，还在全国推行牛皮禁令，极其不符合情理。
负责推行这条禁令的三司告张璨越级非议朝政，刘知远也不管张璨的提议合理不合理，马上就下诏：买卖牛皮者全部处死，张璨藐视朝廷法令，一同处死。
因为这事没有经过朝议，冯道只是在刘知远作出决定之后才知道。张璨公忠体国，不能让他枉死。因此，冯道马上找到刘知远，陈词道：“陛下在河东的时候，禁牛皮是合情合理的。现在陛下已经得到天下，再推行这条法令就不合时宜了。天下无万年不变之法，我作为大臣，没有向陛下指出应该修改这条法律了，罪该万死。”说完，他向刘知远跪下再拜，又道：“张璨为陛下竭忠尽职，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实在不应受到责罚，请陛下赦免他。”刘知远沉默良久，才说：“诏令已经下了。”冯道说：“虽然陛下已经下令，诏书还没有送出去，现在变更还来得及，望陛下能饶过张璨一命。”刘知远说：“那就赦免他吧！”冯道问：“陛下可以改变牛皮禁令吗？”刘知远说：“可以。”
于是，刘知远下令修改还没有发出去的诏书，说：三司强调国家法度，张璨见事不明，执理乖张，宜予免职。这次因买卖牛皮被捕的犯人一律释放，今后牛皮可以自由买卖。
尽管张璨被免职，冯道对这结果还是十分满意。赢无全赢，输无全输，刘知远也要面子的，就让他借坡下马，轻轻处罚一下张璨吧。经过这事，冯道心中有数，知道刘知远是不会算他那些陈年老账的。
果然，没过多久，刘知远不但让张璨复出，还提拔他为监察御史。至于冯道，日益年老，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了，刘知远只是让他做太师，无需负责具体的政务，平时也不用来上朝，正合冯道之意。
后汉立国不久，刘知远的大儿子刘承训就病死了。刘承训忠诚敦厚，做事干练，他不幸去世，天下人都感到可惜。刘知远当然更加伤心，本来他想把天下传给这个儿子的，没想到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
刘知远也是有些年纪的人，悲伤过度，自己很快也身患重病，竟至不治，连忙召集自己的亲信大臣安排后事。他的亲信大臣乃苏逢吉、杨颁、史弘肇、郭威四个一起跟他打天下的干将。至于冯道，那只是刘知远的统战对象，爵位虽高，关键时刻是不会对他绝对信任的。刘知远立下口头遗嘱，让四个亲信大臣辅佐自己的次子刘承佑继承大位，并提醒他们谨防杜重威。
刘知远交代后事不久，就与世长辞了。苏逢吉、杨颁、史弘肇、郭威等人秘不发丧，以刘知远的名誉下诏，说杜重威在他病重期间图谋不轨，除妻子后晋公主外，全家处死。杜重威被杀后，拉到街头示众。此人作恶多端，实在死有余辜。冯道早就知道刘知远只是想利用杜重威来安抚其他降将，等到时机成熟，会跟他一起算个总账的，但想起自己曾经竭力推荐此人，结果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也不胜唏嘘。
解决了杜重威后，苏逢吉、杨颁、史弘肇、郭威再宣读刘知远的遗诏，让皇子刘承佑继位。刘承佑还是采用刘知远的年号乾祐，继位时年仅十八岁。刘承佑的登基，意味着权臣时代的再次到来。
后汉的顾命大臣都是很有个性的人。苏逢吉是刘知远在河东时的节度使判官，得以侍候在刘知远左右。刘知远脾气不太好，也不喜欢处理政务，官邸中的文件堆积如山，也没人敢要他去处理。苏逢吉经常把需要刘知远审批的文件放在怀里，待刘知远心情好的时候审批，屡次成功。因此，他在群僚中威信很高。刘知远建国之后，他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汉的很多法制都是他创建的，其人比较贪婪。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则是个正儿八经的大老粗，行伍出身。此人也有些贪，但治军极严，后汉军纪很好，他功劳不少。杨颁和这两人又不同，他乃小吏出身，却原则性强，不贪不占，媳妇慢慢熬成婆，后汉建立后，被刘知远任命为节度使。这三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都认为应该治乱用重典，杀起人来，从不手软。杨颁倒不残暴，也不贪不占，但是只懂得关心国库钱粮兵甲。也许打天下的时候只有偏激点才能成功，所以这三人在众将中脱颖而出，深受刘知远的信任。只有忝居顾命大臣之末的枢密副使郭威性格不鲜明，但现在只抓军事，不管政务，众人对他知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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