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饶是朱翊钧借着张居正的名义要天下人从实际出发做事，依旧还是难以避免的被天下人理解成要遵循他的意志做事才意味着正确，而更深入人心的反而是“圣意即天意”，反而不是“实事求是”。
当然。
朱翊钧知道这是难以避免的，他不可能指望短短十几年就能让民智大开到绝对不迷信权威。
他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他在将来慢慢纠正。
可能不只一代人，甚至可能需要一些教训。
但无论如何，这个现象造成的问题还不凸显，反而更利于他让现在的大明走向更加鼎盛的时代。
要不然，拼音还有白话文、以及不独尊儒术，不将科学技术贬为奇技淫巧反而对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重大成就者予以封爵荣誉等事，只会遇到更大的阻碍，如今还能推行，就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威望极大，很多人已经主动或被动接受圣意即天意的理念，而没有提出多少异议。
不过，也不是没有异议者和反对者。
还是有很多地主阶级出身的人不愿意接受新礼。
因为新礼太把本国子民当人！
毕竟新礼是打着儒家圣人提倡“民为本”的名义，把庶民与士大夫视为同样有人格尊严的赤子，且过于强调华夷之别，这让很多习惯了传统地主社会的地主不能当奴役汉人的奴隶主，或者如鲁迅的说法，不能躺着只在嘴里念几句仁义道德就可以肆意的吃汉人。
而传统地主们即便想要做人上人都得进取，都得花费更大的代价，要么花更多的钱要么离开故土去外面殖民。
所以，还是有地主在反抗新礼。
不过，这次反抗的不是官僚士大夫，也不是藩王，而是土司杨应龙。
“杨应龙反了？”
万历十七年的年初，朱翊钧刚过了一个好年，太监孙新就向他告知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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