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公家人”身份所使然。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观念所使然。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出以公心”，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所谓“官身不由己”，即是此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私人”（个人），而是“公人”（官方），是“公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公家”（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公家”（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官家”），也就更加身不由己。隋文帝曾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就因为“天家无私事”，皇帝的家务即国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天下为公”的原则。他们只能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而且往往不能成功，不是当场被抵制，便是事后被追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案例，同样是史不绝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为公”的观念确实深入人心。
官制制度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就因为它们是私有的，因此可以私相授受。相反，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开考试和公平竞争来选拔官员，则证明国家政权确实是“天下之公器”。只要愿意效忠君王和国家，并有一定能力，则人无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均可通过种种正当途径参与国家管理事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布衣而卿相。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天下人得以治理之。这又正是“公天下”的观念所使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才会真正认同代理人的身份，并忠于帝国，世袭制和推荐制就做不到。世袭的官员只会感激祖先的荫庇，推荐的官员则只会感激他人的举荐，唯有因科举而一步登天者，才能由衷地感到“皇恩浩荡”，并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会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授予的权力。一旦帝国取消授权，自己将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除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天下为公”的观念（是观念，不是事实），虽然为帝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同时给它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腐败就是。
一般地说，邦国无腐败。因为邦国的资源和财富原本是诸侯和卿大夫他们自己的。卿大夫“齐家”，是管理自己的采邑，“治国”和“平天下”则是尽义务，既没有薪水可拿（但可能有赏赐），也谈不上以权谋私。因为各人的地盘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总不能把别人的封地和采邑谋来吧？吞并其他“国”、“家”的事也有，但那多半是打仗打来的，不是搞腐败搞来的。总之，家也好，国也好，都是自己的，哪有贪污自己财产的道理？顶多也就是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坐吃山空，当败家子。所以邦国有腐化而无腐败。当然，后来邦国变大了，变成了准帝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但再腐败，也赶不上帝国。
帝国之所以会搞腐败，就因为资源和财富是“公家”的；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所谓“公家的”，也就是“大家的”，自然人人有份，谁都可以来吃一口（参见拙著《闲话中国人》）。更何况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大二公。大，就吃不完；公，就都有份。因此只要有机会，许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
不但帝国的资源和财富可以“天下共享”，甚至就连皇帝，也是可以轮流做的。这一点，至少在汉以后就被默认了。当然默认不等于承认，帝国时代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国家的“轮流坐庄”也不可混同（参见本书第六章），但总归是默认了。不默认，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将失去合法依据。但如果承认，则又等于鼓励造反。唯一的办法，是只讲“天下为公”，不讲“人人有份”，并假定本朝的授权不会被上天更改。帝国制度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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