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个体都有着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民众“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流浪于道路，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或者说正因为人心浮动才天下大乱。浮则动，动则乱。可见乱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没有着落，也叫“悬”或“悬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并“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个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单位”。
所，从户从斤，也就是“家”。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的群体以为寄托，如行会、帮会、门派、党派。于是，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谋生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单位看作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
事实上，单位也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家”的性质和功能。许多单位都有诸如“以厂为家”或“以校为家”这样的口号。家里是要有饭吃的，因此单位要管饭；家里是要能睡觉的，因此单位要分房；家里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单位要发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叫做“工作服”，其实并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时候穿。当然，家庭也必须温暖温馨，因此单位要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或假日旅游，这才能使人产生在单位即是在家里的感觉。
看来，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恋母情结
这种心理需要无妨称为“恋母情结”。
中国人不论男女，都一律“恋母”的。因为母亲的怀抱和胎腹是我们最早的“安身立命之所”。前面说过，“身”这个字，无论甲骨、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它对于母亲来说是“身孕”，对于胎儿来说是“安身”。胎儿出生后，又要在母亲的怀抱里哺育成长。甚至睡觉，也要在母亲的怀里才能安睡。那可真是“俱为一体”又“血肉相联”。
单位也一样。当然，一个人新到一个单位，还不会一下子就有这种念头，这正如一个婴儿的形成，必得“十月怀胎”一样。但久而久之，只要这个单位确有家庭般的温暖，这种情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调走之后，还会怀念。哪怕是因待遇不公愤而出走，在愤恨之余，也仍会多少有些怀念。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愤而出走”的人自己咒骂原单位即可，如果“别人”也来参加咒骂，则又可能“翻脸”。在这里，不但有面子方面的原因，也未尝没有情感方面的原因。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依恋母亲，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幼儿的哺育期特别长。现代医学证明，婴儿吸食母乳可获天然的免疫力，但断奶太晚则又会导致缺钙。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恰恰具有这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极其注意“免疫力”的获得，比如不要读“坏”书，不要唱“坏”歌，不要看“坏”电影，不要沾染坏习惯，不要受“精神污染”；另方面，却又往往忽视“钙”的补充，比如很少教育子女和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更遑论鼓励他们接受一点“离经叛道”的观点，或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两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乖”、“听话”，或者说，“好”。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到了单位要做“好同志”，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精神上心理上永不“断奶”的“好人”。这种人好则好矣，可惜多少都有些“软骨病”，不“靠”上什么，自己就站不起来。我认识一位女研究生，是很典型的“乖学生”。朋友们热心地帮她介绍了一位很出色的男研究生作“对象”，得到的回答却是“回去问问导师再说”，弄得大家十分扫兴。
正是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断奶”，造成了人们严重的依赖感。比如大学里的新生，往往要由父母送进学校，并代为报到。又比如一个人新到某地，便一定要有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去接站，安排食宿，代购回程票。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往往也习惯于这样去做，否则便是“不近人情”。小事尚且如此，遑论“终身大事”？于是便有这样的怪事：一个青年在选专业、找单位或搞对象时，竟会把一切事务都交给父母、亲朋或单位上、组织上去操心代劳，自己则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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