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序长幼”也就是“明贵贱”。明贵贱以序长幼为中心，包括贵父贱子、贵兄贱弟，也包括尊年长者，贱年幼者，如《礼记·乡饮酒礼》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就连天子，对于年纪特别大的老臣，也都优宠有加，给予许多特别的待遇，如“赐紫禁城骑马”之类。
但是，“明贵贱”又不止于“序长幼”，还包括“贵男贱女”、“贵长贱次”、“贵妻贱妾”、“贵嫡贱庶”等。具体地说，就是同为子女，男孩较女孩为贵；同为男孩，嫡出较庶出为贵；同为嫡出，哥哥较弟弟为贵；同为哥哥，则长子较次子为贵。比如贾环，虽与宝玉是兄弟，但因为“庶出”，又是弟弟，便样样不如宝玉，连丫鬟们也看不起他。所以封建社会中又常有“子以母贵”和“母以子贵”的情况。所谓“子以母贵”，即生母是正妻，或非正妻中地位较高者（如皇贵妃、皇妃等），则其子也贵。所谓“母以子贵”，即是庶子如获得了继承权，则其母虽非正妻，地位也因之升格。比如皇贵妃、皇妃之子继承了皇位，则她们也就是太后，可以与先帝之后平起平坐，叫做“两宫并尊”，如清代的慈安太后（同治皇帝嫡母）和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生母）即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正妻不一定生子，长子或独子很可能正是庶出，其母便必因其而贵。
这样算下来，女儿就比较吃亏，而最吃亏的则是庶出之女。不过，女儿虽不“贵”，却“娇”，称作“娇客”。因为女儿迟早要嫁人，或已嫁人，名分上是“客”，便应受到特别尊重、娇贵的待遇。比如《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写到探春代王熙凤管理家政，平儿教训仆妇们不得怠慢探春，仆妇们便道：“如今主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在贾母面前，迎春、探春、惜春及黛玉、宝钗一干姐妹都可坦然地坐着，身为长嫂的李纨、凤姐却得站着伺候，这就叫“贵女贱媳”。“姑奶奶”的面子之所以特别大，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姑奶奶”面子大，只是在娘家。在婆家，也不过“儿媳妇”，除非熬成了“老太太”，变成了“老祖宗”。但即便贾府的“老祖宗”，见了孙女儿贾元春也得行礼。因为元春已是皇上的人，与老太太有了“君臣之分”。君臣官民，同样有贵贱之别。官贵民贱，君贵臣贱，最尊贵者是皇帝，叫做“至尊”。
夷夏与官民
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全部基础。它们是“家伦理”，也是“国伦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即“内外有别”，皇室与外戚的关系即“亲疏有差”，资深与新进的关系即“长幼有序”，官府与民间的关系即“贵贱有等”。差别序等，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故谓之“伦”。不过，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条原则，即“别内外”与“序等差”。
“别内外”是头等重要的，这一条界限必须先予划清。就整个民族国家而言，“别内外”者为“华夷”，“序等差”者为“官民”。中国文化很早就讲究“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正宗的本民族称“华夏”。华，就是光、彩、美；夏，就是大、雅、正。总之，华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边的异族，名称就不那么好听了，——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夷”谓“平”，也就是必须平定、夷平、夷灭者；“戎”谓“兵”，也就是必须用武力征服者，故又通“寇”；“蛮”谓“蛇种”，故从“虫”；“狄”谓“犬种”，故从“犬”，轻慢侮辱之意自明（也有认为是图腾崇拜遗风的，这里不讨论）。
所以异族之敌，均称作“鬼子”，本族之敌则叫“匪”。“匪”即“非”，亦即“非正统”。国共两党谈判时，国民党自称“政府方面”，称对方则曰“中共方面”，其中即已有“官民之别”，也算是一种“春秋笔法”吧！一到谈判破裂，立即撕破了脸皮大骂其“匪”，但仍不称“鬼子”，也就是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只辨“官匪”，不分“人鬼”。“是人”的“匪”，比“不是人”的“鬼”，还是要亲近一些。
与“匪”相近者为“贼”，但贼与匪又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匪是公开的官方之敌，贼则往往是暗藏的内部敌人，如家贼、工贼、学贼。匪在野故曰“土匪”，贼在朝故曰“国贼”。匪多有武装故“放抢”，贼多用谋略故“行窃”。所以，匪之于贼，有明暗、朝野、文武之别。此外还有“奸”。奸，有与异方相通之意，故多用于“通敌者”，如内奸、汉奸、奸细。奸与贼的共同之处，是“阴”。因此，那些阴险狡滑、阴鸷狠毒的人，也叫“奸贼”。
贼也通寇，叫“贼寇”。其实，贼与寇也有区别。贼为个体，寇为团伙（而且是武装团伙）；贼是破坏者，寇是侵略者；贼是暗地下手，寇是公然抢劫。从字形上看，则贼是“以戈毁贝”，寇是“入室行凶”。咱们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入境即入室。所以但凡入侵者都叫“寇”。寇，有“匪寇”，有“敌寇”。无论“匪寇”、“敌寇”，都是仇敌，也叫“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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