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寇和匪寇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敌对而不认同（比如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者为敌，敌对而有所认同（比如同是中国人）则为匪，这就叫“异己为敌，同类为匪”。此外还有“伪”。伪有“假”义，多用于奸而得逞者。又有“逆”，逆有“反动”义，多用于“反动派”，如“汪逆”、“逆党”。逆反于正，伪反于真，奸反于忠，都有“非正”之意。所以，但凡不合法的政权，无论是匪寇建立或敌寇扶植的，都叫“伪政权”。但又不是一切敌方的军队都叫“伪军”。有叫“敌军”的，有叫“匪军”的，只有汉奸的军队叫“伪军”。
汉奸是最为人们所不耻的。“叛徒”也一样。最可耻，也最无好下场。因为敌我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或化敌为友，或转败为胜。“鬼子”可以变成“友邦”，“匪徒”可以招安为“官兵”，“贼寇”一旦得势便是“王侯”，惟独“叛逆”永无出头之日。其原由，亦多因“内外有别”故。比如外国兵，原本是鬼子，要来打咱们，也还说得过去。你是自己人，却叛变投敌，帮外人打自己人，算什么东西呢？
除过“别内外”，便是“序等差”。比如同是“犯上做乱”，则官为奸臣，民为刁民，此为“官民之别”；同是“行为不轨”，则男为奸夫，女为淫妇，此为“男女之别”，一般都不能互换。盖民为“下愚”，应该“浑浑噩噩”，如不愚，当然是“刁民”而不是“良民”；君为“上智”，自然“天纵聪明”，如不智，则是“昏君”而不是“明君”。至于官们，于公应“清廉”，否则便是“贪官”；于君应“忠诚”，否则便是“奸臣”。所以有“清官”而无“清臣”，有“忠臣”而无“忠官”，盖因身份义务不同，要求评价也就各异。故君不仁，则为“暴君”；官不仁，则为“酷吏”；而一般平民如果残暴，就只能叫“凶顽”。
总之，中国语言极为丰富，词语的搭配极重“分寸感”。正是在这细微带差异中，最能见到文化精神。比如抗战时期，日军叫“敌军”，投靠日本人的叫“伪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则叫“顽军”。“顽”原本也叫“匪”（白匪）的。但国共既已合作，就不好这么叫了，改叫“顽”，意谓“顽固派”。如果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而是并肩抗战，就叫“友军”。但如果是外国军队（如美军），则叫“盟军”。这既是“内外有别”，又是“等差有序”。因此对外宾的称呼，便有“同志”、“战友”、“胞波”、“兄弟”、“朋友”、“贵宾”等等多种。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华时，被称作“客人”。可见同为“老外”，也有亲疏。这固然是“情”之所至，同时也是“礼”所当然。
尺度与统序
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原则既定，剩下的就是掌握尺度了。
这就要排统序。什么是“统”？统就是一脉相承的系统。什么是“序”？序就是亲疏远近的次序。统分正邪（如华夷、官匪），序列大小（如君臣、父子），“统”决定着“序”。中国传统社会既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则最重要的“统”就是“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简单一点说，就是祖宗父子。
中国文化特别重“祖”。比如自己家族、氏族、民族的先人叫“祖先”，世世代代叫“祖祖辈辈”。又比如前人的事业叫“祖业”，前人的遗迹叫“祖武”，效法前贤叫“祖述”，而某一事业、学派、宗派、教派、流派的创始人则叫“祖师”。“祖师爷”地位极高，而“欺师灭祖”则是滔天大罪，虽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辞其咎。一些行业、派别的“祖师”，如木工的鲁班，禅宗的达摩，道教的纯阳，都常年接受祭祀，香火不绝。至于天子诸侯之“祖”，祭祀崇拜就更为隆重，而祭祀之处就叫做“庙”。其中，最重要、规格最高的是始祖的庙，叫“祖庙”，又叫“太庙”，又叫“祖”。以祖庙为中心，天子或诸侯率族而居，叫做“国”。祖在，国就在；祖毁，国就灭，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国家就叫“祖国”。同理，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在，籍就在；祖毁，籍就亡，叫做“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籍贯就叫“祖籍”。
仅次于“祖”的是“宗”。宗也是庙，叫“宗庙”。祖是“始庙”，宗是继承者之庙，所以“宗”比“祖”要次一等。如“宗师”就比“祖师”略次。但“宗”的地位仍很高，如宗工、宗匠、宗门、宗藩，又如宗族、宗室、宗派、宗国、宗祠等。祖与宗合起来，就叫“祖宗”，又叫“列祖列宗”。
次于“祖宗”的是“父”。父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是“矩”，意谓“家长率教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则说是“斧”，意谓“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不过依我看，“父”既非教育工具，又非劳动工具，而毋宁说是统治的工具，即“权杖”。也就是说，父亲作为“父”一出现，就是家庭的统治者。他挥舞着权杖君临家族，指挥一切，令行禁止。只要看看“父”与“”（法西斯）在造型上何其相似，便不难意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父”都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而“类家庭”的群体中，统治者和领导者也都被称作“父”，如君父、国父、师父、神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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