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别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地位的高低和面子的大小，而且意味着待遇的高低和实惠的多少。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什么级别享受什么待遇，历来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明制规定七品官不能骑马只能骑驴，结果弄得派出去“代天巡狩”的巡按们都十分狼狈。因为巡按向以监察御史充任，品级不过正七品，而被监察的对象，一省的按察使、都指挥使正二品，布政使从二品，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只有县太爷与之“平起平坐”，也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御史是朝廷所遣，巡按一方，官不大，权不小，与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同城理事。三司骑高头大马，巡按跨矮脚小驴，实在有失观瞻，不成体统，后来只好特旨准骑驿马（仍无“专车”）。由此可见，“级别”实在比“官衔”更重要。
级别不仅意谓着“贵贱”，而且意谓着“亲疏”。所以西周大封建时，就不但定出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还进一步肯定了商制的甸、侯、绥、要（yāo）、荒五等“服”。京畿五百里内，是天子近邻，治田以服事天子，所以叫“甸服”。甸外五百里，是天子拱卫，有保卫王室的义务，所以叫“侯服”，又叫“卫服”。侯外五百里，是天子之所安抚者，相当于宾客，所以叫“绥服”，又叫“宾服”。绥外五百里，是与天子有盟约者，实际已非臣属，而是缔约国，所以叫“要服”。要外五百里及其以上，已是天荒地远，天子鞭长莫及，只要名义上象征性地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即可，所以叫“荒服”。甸服者须供应每天的祭品，侯服者供应每月祭品，绥服者供应四季的祭品，要服者每年纳贡一次，荒服者一生朝见一次也就可以了。这就叫“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可见越远也就越疏，义务也就越少，当然人情也就越淡薄。
爵明贵贱，服定亲疏，爵明待遇，服定义务，这就从纵横两个方面，建立起一个立体结构的等级制度，而后代的官僚体制，则不过是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罢了。官越大，地位越高，待遇越优厚，与天子也越亲近。首相元辅，三公九卿，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或官居极品，或近在君侧，自然为世人所仰慕。总督巡抚，位在封疆，在地方上固然威风八面，在“圣上”面前也极有面子，可以专折言事，甚至弹劾京官。至于知州知县，则不过风尘小吏，在本州本县是“太爷”，进了京便是“孙子”。甚至詹事科道，虽是京官，但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也难得一睹天颜。可见官与级，大体一致。级别这玩意，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既是贵贱，又是亲疏，则谁人不想，哪个不争？
告别官本位
那么官本位，或者说等级本位，好不好？不好，很不好。
前面说过，所谓“本位”就是价值标准。以什么为本位，亦即以什么为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对象，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只能有一个标准。比如在认识领域，这个标准就是科学，或者说真理；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又比如，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罪大还是罪小，该重判还是轻判，也只能有一个标准，即法律。可是，“官本位”却要来插一脚，结果就变成了双重标准。比如，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时，还要看他是官不是官，或官们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则法庭也就很难公正，法制也就很难健全。更糟糕的是，“官本位”还可能取代应有的标准。比如一个决策或一种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的，但因为是一个大官作出或提出的，就仍要说它正确，还要硬着头皮干下去，则其对于国计民生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实际上，“官”一旦成为“本位”，则天底下也就只剩下一个标准，即：是官是民和官大官小。比如官与民意见分歧，则必是官对民错。如果一个更大的官出来否决了那个小官的意见，这个小官也只好自认倒霉。从前，许多案子之所以要“告御状”，请皇上老爷子来最后仲裁，道理就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科学、民主、法制，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谈不上的。
其实，“官本位”不但害民，也害官。而且，既害小官，也害大官。因为依照“官本位”的逻辑，小官总是没有大官英明正确，也就总是难免要“犯错误”。那么，小官们又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呢？没有。他们只有混，或琢磨着如何往上爬。结果，有能力的也会变得没能力，或正派人也会变得不正派。那么，大官们一贯正确，岂非很好？不好。因为这样一来，便等于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结果，明明是下面的错误，但因为是在你“英明领导”下发生的，当然由你负责。而官们尤其是大官，是不应该犯错误的。于是，一个大官，如果不幸在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就很可能成为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