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然诺，是侠的第一个特征。所谓“不失信，不背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说的都是这一点。所有的侠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只要答应了别人，便一定坚守“然诺”，不计利害，不避风险，千方百计地去实现这一诺言。至于这一诺言是在什么情况下立的，其内容本身是否合理，有没有能力和可能去实现，在实现诺言的过程中产生什么问题，其结果是否果真正义，都不在考虑之列。“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似乎“重然诺”本身便是最高的合理性。比如《水浒》中的宋江，只因当年在清风寨时曾对矮脚虎王英许下诺言，“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打下祝家庄后，便硬把扈三娘许配给他。那王英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武艺平常，又是个“色鬼”，哪里配得上出身大户，年轻貌美，且武艺高强的“一丈青”？连宋江自己也觉得不甚“般配”，只好对扈三娘实话实说：“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成得”云云，似乎求婚的倒是他宋江本人。扈三娘心里当然不愿意，但迫于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大概连施耐庵自己也觉得尴尬，这才不得不用了“只得”二字。这除了再次说明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外，也说明“重然诺，讲义气”，在江湖中人看来是何等地高于一切。
讲义气，是侠的第二特征。义气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有时讲的是“正义”，有时讲的又是“情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于厄，振人不赡”，讲的往往是“正义”；“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为朋友两肋插刀”，讲的往往是“情义”。正义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抽象性，并不限于某一特定对象，所以侠们往往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挺身而出，因“看不惯”而“管闲事”，甚至不惜得罪江湖同道，把自己也变成追杀的对象。情义具有个别性、具体性，是针对具体特殊对象而言的，所以侠们有时又会因“哥们义气”而不顾大义王法。尽管侠们天真地坚信，他们所守的具体“情义”和社会普遍公认的“正义”，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宋江和官府作对（搭救晁盖或造反上山）时，正义与情义是一致的；后来他一门心思要投降，正义与情义就矛盾冲突了。这时，是“跟着正义走”，还是“跟着情义走”，对于众好汉就成了一个“问题”。其结果，当然是情义压倒了正义，一伙人都跟着宋江投降去了。甚至，最具侠肝义胆，也最不愿意投降的几个弟兄，如李逵、吴用等，还为此断送了性命。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侠的悲剧。
轻生死，是侠的第三个特征。侠们都是不怎么怕死的。他们把“然诺”、“义气”看得很重，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轻。一旦生与义发生冲突，便毫不犹豫地“舍生取义”，不是触槐触阶而死，就是自刎自刭而亡。如前述韩厥，是为“正义”而死；北郭子，是为“恩义”而死；公孙杵臼，是为“情义”而死；而春秋时晋国的力士珥麑（chúní），则是因两“义”之难而死。珥麑是晋灵公派去谋杀赵盾的刺客。这个晋灵公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昏君，而赵盾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国家重臣。这下珥麑为难了。杀这样的人，是不“忠”；受命而不克，是不“信”。两条罪名有一条，就该死。当然，回去把晋灵公杀了，也是不行的。那是“弑”。于是珥麑只好一头撞在赵盾家的槐树上，把自己杀了。这件事，《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而“珥麑触槐”也成为“侠肝义胆”的同义语。
侠们杀起自己来既然毫不犹豫，杀起别人来也往往满不在乎。比如梁山好汉为救宋江而劫法场，便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逵更是“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杀的岂非多是无辜？即便是黄文炳，无论多么该杀可杀，似也不必“把尖刀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干这活的又是李逵）。这就近乎以杀人为乐，几乎是杀人狂了。侠们往往武艺高强，又不怕死，又爱意气用事，又不把国律王法放在眼里，甚至故意和官府作对，所以韩非子称“侠以武犯禁”，把他们列为祸害国家的五种人物之一，称为“五蠹”。
清高
与“任侠”处于另一极端的是“清高”。
清高者的特点，是轻易不肯与人交往。任侠者因为“专趋人之急”，有如“救火队”和“救世主”，所以往往交游极广，甚至弄得天下之人，“莫不引颈愿交焉”。清高者则不同。在清高者看来，这个世界基本上是肮脏丑恶的。众人皆浊我独清，故曰“清”；众人皆俗我独雅，故曰“高”。他们不愿过问“俗事”，更不愿结交“俗人”，甚至听见了“俗言”，哪怕是至尊至贵至圣至神的“尧舜之言”，也要赶忙去洗耳朵。比如历史上最古老的高士许由便是。当时，帝尧要任命许由当“九州长”，许由一听，便跑到颖水河边去洗耳朵。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牵着头牛犊儿来饮水，一听是这么回事，连忙把牛犊牵开，说这河水已被你洗脏了，连牛也饮不得了。高士们清高如此，哪里还会像侠们那样去管“闲事”？所以与任侠正好相反。前者广交游，好结友；后者避世人，爱独身。侠们可能有一大群朋友，清高者们则可能终身只有一二知己。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