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任侠与清高却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正因为把友谊看得极为珍贵，所以任侠者会不惜献出生命，而清高者则不愿轻易与人交往，也就是深怕亵渎友谊之故。所以侠中也有清高者，而清高者也大都有侠骨。如魏晋名士嵇康，因被钟会进谗而遭杀害，临刑前，竟然能索琴而弹奏之。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就是一种“侠气”。所以，侠士和高士，往往都脾气大得吓人。侠士是动不动就要和人“过招”，高士则是动不动就要和人“绝交”。比如管宁（东汉末年名士），早年曾和华歆“同席读书”。有一次，读书时，门外有达官贵人的车马仪仗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扔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回来以后，发现管宁已把席子割开（所以后世称朋友绝交为“割席”）。小小年纪，脾气就这么大，真不知后来会怎么样。
任侠者和清高者脾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们要做的，实非常人所能做到者，故非以“气”使之不可。其实，华歆也不是什么“小人”，也是多少有点“侠骨”的。有一次，华歆与魏国司徒王朗同船避难，有一个陌生人也要上船。华歆开始并不同意。王朗说，地方还很宽嘛，有何不可？后来，贼人追上来了，王朗又想把那人扔下去。华歆说，我当初犹豫，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既然已同意了他的请求，又岂可因情况紧急而相弃？于是照旧携带庇护这个人。这种“重然诺”的精神，不也正是一种“侠肝义胆”么？
管宁之所以要和华歆绝交，是因为他认为华歆太势利。其实，华歆只不过修养略差而已。他俩一起在园子里锄菜时，“见地有片金”，管宁挥锄如故，与见到瓦片石块没有什么两样，华歆则把它拾起来又扔掉。这就有高下之别了，但毕竟也只是“略差”而已。然而，彻底的任侠和清高，是容不得半点功利的。任侠者要“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当然要过问世事，清高者也未必一定不出仕，但有一个共同的严格要求，就是“不计名利，功成身退”，在为国家、为他人作了贡献，做了好事以后，决不索取报酬，甚至羞言“感谢”，更遑言自吹自擂，叫做“无伐善，无施劳”。这也是当年颜回对孔子“各言尔志”的回答，被看作真友谊，真义气的一个标准，也是真侠与假侠，真清高与假清高的分水岭。
贫贱的原宪在富贵的子贡面前，却表现出一种清高的人格精神。
(选自《博古叶子》，明陈洪绶画，黄建中刻，清顺治十年刊本。)
总之，任侠也好，清高也好，共同强调的都是一种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们或蔑视权贵，或蔑视权威，视功利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甚至，还能使不具备这种人格精神的人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有一次，担任了卫国“相爷”的子贡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开进穷街陋巷，来看老同学原宪。原宪却戴着破冠、穿着破衣来见他。子贡觉得老同学太“掉价”，便问：学兄就这么可怜吗？原宪答道：我听说，没有钱财只叫做“贫穷”，学了“道”而不能实行，那才叫“可怜”哪！像我原宪这样的，只能算做“贫穷”，不能算做“可怜”。子贡一听，羞得满面通红，拂袖而去，并终身以此言为耻，这就是“清高”的胜利。又比如，东汉末年的名士荀巨伯，有一次大老远地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好胡人攻进城来，见荀巨伯居然胆敢一个人留在这里，大为惊诧。巨伯说，朋友生病，不忍心遗弃他，请让我代友人一死。胡兵互相看了看说，“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于是班师而还，一郡因此获救，这就是“侠义”的胜利。人格精神力量之大，一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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