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做能臣要有条件。第一要看时世。如果是兵荒马乱烽烟四起，大约便只能像诸葛亮《出师表》里面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第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以装疯卖傻为宜。因为一不小心“站错队”，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也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第三要看人主。如果那人主弱智，或昏庸，不识货，你的“货色”再好，也是不顶用的，只能空怀一腔报国情。最后，即便是治世，是明君，也还要看他的兴趣、心情。比如汉文帝，不能算是糊涂虫（有所谓“文景之治”），也很欣赏贾谊（官拜大中大夫）。但是怎么样呢？“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来还把他贬到了长沙，害得他终日以泪洗面，竟哭死在那里。
曹操刚刚出道那会儿，还不能算是乱世，但时局已是十分混乱。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政治腐败的代名词。比方说，灵帝时期，朝廷是卖官的，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则是一万钱一石官秩，比如秩四百石的副县级四百万钱，秩二千石的正部级二千万钱，如果位列三公，再加一千万。这是买卖。如果正式任命，交一半。这些钱官员们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便在上任后拚命盘剥百姓，朝廷也睁眼闭眼，不闻不问。当时一个名叫司马直的，被任命为太守。委任状刚到，就要他交钱，还说考虑到他家庭困难，减免三百万。司马直感叹说，为民父母，还要靠盘剥百姓来求官，于心何忍！就辞官不做。朝廷见外快落空，就下令不准辞官。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半路自杀。临终前，他留下遗书，痛斥这种做法是亡国的征兆，一时轰动朝野。
现在看来，司马直是白死了。因为终灵帝一朝，卖官的事不但没有终止，反倒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据说就是花钱一亿买来的，算是过了把“三公”的瘾（不久就被免去）。“三公”地位崇高，想过这个瘾的人很是不少。当时有个名叫崔烈的，是冀州名士，书香门第，素有清名，靠着自己的努力，历任郡守，官至九卿。但他看见大家都在买官，便也耐不住寂寞。这时，皇帝的保姆程夫人告诉他，她可以搞到优惠价，崔烈就交了一半的钱给程夫人，皇帝也马上大会公卿，拜崔烈为司徒。不过皇帝很快又后悔了，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一回帝国做了亏本生意。程夫人一听也急了，说崔烈的官怎么是买来的呢？明明是我帮他弄到的嘛！此言一出，公卿哗然，靠一个女人得官，还不如花钱买呐！
这事弄得崔烈很没有面子，连他儿子都不以为然。崔烈的儿子崔钧官居虎贲中郎将，有一天穿着铠甲从军营中回家。崔烈就问他，老夫位列三公，外间有何议论？崔钧说，大人少有英名，历任卿守，大家都说大人位居三公当之无愧。不过这一回，大人却让天下失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因为大人的身上有铜臭。崔烈勃然大怒，拿起手杖就打崔钧。崔钧掉头就跑，身上的铠甲哗哗作响。崔烈骂他说，为父一打你就跑，这是孝道吗？崔钧说，当年大舜侍奉父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崔烈无言以对，他自己也感到惭愧。
如此看来，桓灵两朝实在可以说是腐败透顶了。
不过，把东汉灭亡的账都算在桓帝和灵帝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大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拚命抓权，贪官拚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反腐倡廉和整顿纲纪都无济于事。公元142年（汉顺帝汉安元年），朝廷派了八位御史到全国各地巡察，希望整顿一下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特派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名叫张纲，刚刚走出京城，就下令挖一个大坑，把车轮子卸了扔进去。部下问他什么意思，张纲冷笑一声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也就是说，帝国的朝政被那些大奸大恶所把持，抓几个小鱼小虾小贪官有什么用！
曹操的时代，就是豺狼当道狐狸猖獗。曹操担任地方官的时候，曾经下大决心用霹雳手段整顿秩序，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他罢免贪官，打击不法，邪恶势力提起曹操无不谈虎色变，甚至逃之夭夭（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结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怎么样呢？找他茬子告他刁状的小报告也不断送达御前，朝廷则多次发出变更他任职的调令。如果不是他老爹曹嵩明里暗里护着，恐怕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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