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据《后汉书·袁绍传》，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音卷ｊｕàｎ）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就对他说，迁都的事既然办不成，那就赶紧打许县的主意（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否则就来不及了。袁绍不听。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要知道，沮授的建议（挟天子而令诸侯）是不可以和毛玠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等量齐观的。道理上一集讲过：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统一，“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
退一万步说，就算曹操接受毛玠的建议迎奉天子，并非真心要把行将就木的汉室再扶起来，不过只是把皇帝当牌来打，策略上也比袁绍高明。因为皇帝不但可以当牌来打，而且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唱反调。惟其如此，当时敌对的双方便都要宣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在朝的逼着皇帝下诏书，在野的则谎称有皇帝的密诏，这样他们的行动才师出有名，才有正义的性质。所以，皇帝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
至于说把皇帝弄到身边，事事要向他请示，不如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则更是典型的山大王意识，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那小皇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捏在王允等人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皇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和袁大人过不去呢？政治斗争和做生意一样，讲究的是抢占商机。王牌只有一张，你不抢，就会有别人抢。沮授就说：“权不失机，功在速捷”，“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可惜袁绍听不进去。
可见，迎奉天子这事，也有两说。毛玠是一种说法，沮授是另一种说法。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呢，还是要“挟天子而令诸侯”呢？
曹操的谋士们显然是主张前者的。毛玠是这个观点，荀彧也是这个观点。荀彧原本是袁绍的人，但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早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就离开袁绍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曹操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张良啊！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决定迎奉天子的时候，许多人是不赞成的（诸将或疑），是荀彧和程昱坚决支持。程昱说过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荀彧的说法则记载在《三国志·荀彧传》中，我们且看他怎么说。
荀彧说，第一，搞政治斗争，必须正义，至少要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想当年，晋文公迎奉被王子带驱逐的周襄王返回王城，结果诸侯影从；高皇帝为被楚霸王杀害的楚怀王披麻戴孝，结果天下归心。这就是正义旗帜的号召力。第二，将军您一贯正义。董卓祸乱国家的时候，是您第一个举起正义的旗帜并付诸行动（首唱义兵）；天子颠沛流离的时候，又是您冒着天大的风险派去了使节（蒙险通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王室（乃心无不在王室），您的夙愿是要匡复天下啊（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现在，天子正在颠簸（车驾旋轸），洛阳一片破败（东京榛芜），忠义之士无不希望捍卫国本（义士有存本之思），人民群众怀念大汉往日的辉煌而更加悲伤（百姓感旧而增哀）。那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做将军一直想做的事。错过了时机，人心就会大乱。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四方生心）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恐怕就为时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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