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纲领，即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奉主上以从民望），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秉至公以服雄杰），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奉主上以从民望”，是最大的趋势，即“大顺”；“秉至公以服雄杰”，是最大的战略，即“大略”；“扶弘义以致英俊”，是最大的德行，即“大德”。大顺至尊，大略至公，大德至义。有此三大纲领，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即便有人唱反调，闹别扭，倒行逆施，那也只能是小丑跳梁，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荀彧这段话说得大义凛然，不能不让曹操肃然起敬。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所以，他们都认为必须抓紧时机，但着眼点不一样。荀彧说，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就为时已晚。沮授则说，如果不先下手为强，让别人把皇帝这张牌抢走了，就来不及了。当然，沮授也说了“今迎朝廷，至义也”的话，但说得轻描淡写。轻描淡写倒不见得就是沮授格调低，归根结底还是袁绍格调低。谋士要说服东家，总是要顺着对方的心思说的。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公元196年的时候，曹操是重“义”的，或装着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而“乃心无不在王室”和“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这两句话，则等于用曹操自己的话把曹操管得死死的，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曹操在自己野心膨胀的时候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乱世英雄”的，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六年前袁绍提出要另立刘虞为帝时，曹操就曾这样回答袁绍。曹操说，董卓的罪恶，暴于四海。我们的联军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和响应，就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皇上年幼，势单力薄，受制于奸臣，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旦更换，天下还有谁能安心？最后，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
曹操这段话不长，意义却很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曹操的政治立场：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因为分裂意味着战争，也意味着人民的痛苦。曹操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蒿里行》，回顾了关东联军四分五裂的故事，描绘了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痛不欲生。那可真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惨不忍睹。曹操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景象，曹操他看不下去。
因此曹操坚决主张国家的统一，并为此奋斗终身。国家要统一，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象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皇帝。皇帝是谁并不重要。如果条件成熟，自己来当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没有，也不能有两个。他反对董卓，是因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于没有。他反对袁绍，是因为袁绍要把皇帝搞成两个。他坚持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且在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的时候也不取代汉献帝，则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为了国家的统一，他宁肯自己忍住，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来。
当然，要说曹操这时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当时有个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皇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汉的必定是魏。能安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听说这话以后，就让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汉者魏也”这句话，不大可能在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就有人说出来。不过该书所引曹操的话，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实。这个时候，曹操可能已经有了野心，至少这话他听了心里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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