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不等于不能做。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挟天子”。这个转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早有预谋还是顺其自然，现在已经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终于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生了所谓“衣带诏”事件。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皆伏诛。”《后汉书·献帝纪》也说：“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我们知道，汉献帝是在动乱和灾难中成长起来的，早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忍无可忍，应该不会下此密诏，可见曹操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
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冬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挟天子而令诸侯”并不矛盾。因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须消灭异己。目的虽不一样，事情和结果却是相同。这事在曹操那里就更不矛盾，因为他的个人野心已经和国家的统一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得实现国家统一；只有实现国家统一，他才能实现个人野心。因此，在战略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必须“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里，则不妨“挟天子而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号，是旗帜；“挟天子而令诸侯”是手段，是牌。什么时候举旗，什么时候打牌，什么时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时候“挟天子而令诸侯”，他心里清清楚楚，而且做起来游刃有余。
何况这事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曹操将能够比谁都更为有利的网罗人才。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广纳贤明甚至招降纳叛，那些希望为国家效劳为天下出力的人，也只有到他的政府里来，才显得名正言顺光明正大。这也是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必须把他定位为“汉贼”，把曹操和汉室区别开来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么说，曹操在这方面要比他们便当。因为替皇帝效劳总比替诸侯效劳正当，而替皇帝效劳和替曹操效劳实在难以区分。至少，曹操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和国家的俸禄为自己的人才加官晋爵。官位是国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这笔生意做得合算。
总之，把皇帝弄到许县以后，曹操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于是，曹操一只手高举起维护汉室这面在当时是正义的旗帜，号召天下，号令诸侯，俨然大汉王朝的救世主；另一只手却从背后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极快。他要用这把刀，荡平四海，一统九州。那么，曹操他顺利吗？
请看下集：鬼使神差。
喜欢品三国（上）请大家收藏：(m.bxwxco.com)品三国（上）笔下文学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