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都是这个态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这在当时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了。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操让她从缴获的珍宝中挑一两件首饰，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卞夫人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这话实在，曹操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曹操在和丁夫人离异后，不顾“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立卞氏为妻，恐怕就是因为务实。的确，卞氏虽然出身卑贱，却兼备德才，那又为什么要另娶名门呢？
第二是德与才。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既然有这样一种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那么，他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会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廉士而后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是，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这当然有点惊世骇俗，也容易引起误会，因此需要稍加解释。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事实上，曹操本人是很注重道德的。他对那些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很尊重的。比如崔琰，正派儒雅，曹操就很敬畏；毛玠，廉洁奉公，曹操就很敬重。曹操经常跟人说，崔琰是可以做众人表率、时代楷模的。又说，如果都像崔琰和毛玠那样选拔官吏，那么，每个人都会自觉自律，我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但曹操绝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在建安八年颁布的一道命令就是批判“唯道德论”的）。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惟一的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以道德为惟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选拔出来的人，品质倒是没有问题，可惜什么都不会，啥也干不了，是没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责备。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道德品质有瑕疵或者有问题而不得选拔。三是弄虚作假。比如为了得到选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结果是道德变成不道德，东汉末年就是这样。
那么，主张“德才兼备”不行吗？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备吗？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赏功能令》中的话说，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事实上，德与才并非总能兼备，名与实也未必都能统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同样，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说，伊尹和傅说不就是奴隶吗？萧何和曹参不就是县吏吗？陈平不是背有恶名吗？韩信不是被人耻笑吗？管仲就更不用说了，论立场，他是“敌人”；论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汤、武丁、齐桓和我们高皇帝，却重用了他们，而且依靠他们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何况，东汉以来的所谓“德才兼备”，其实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装出来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广纳人才的时候，还有人提出主张，认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国之选”。这就要矫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稳地讲什么“德才兼备”，必须振聋发聩地提出“唯才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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