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确实有话要说，而且他意识到这是说服孙权的最好时机，只是这些话不能当众说出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鲁肃到当阳见刘备，劝说刘备与孙权联合，是得到了孙权事先批准的。鲁肃请命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此行的目的，是“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既然如此，孙权怎么又犹豫呢？是因为有一笔账不太好算：不帮刘备，荆州就是曹操的；帮助刘备，荆州就是刘备的。两个都不帮，袖手旁观，荆州仍然不可能变成自己的，弄不好战火还会烧到家门口来。这实在是不好决策。但是现在问题变了，不再是要不要帮助刘备，而是要不要投降曹操。这个账就好算得多。把这个账算清，也就什么都清楚了。
于是鲁肃就对孙权说，刚才那些人的议论，都是误导将军。投降曹操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是谁。比如我鲁肃，是可以的；将军您，就不可以。为什么呢？鲁肃投降曹操，曹操会让鲁肃回到家乡，接受地方上的品评，获得一个品行和才能的鉴定。然后，鲁肃就可以做一个最基层的小官，坐着牛车，带着随从，和士大夫们交往，一步一步升上去，当个郡守、州牧总不成问题。然而将军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里去呢？
这当然是只能悄悄说的话，但说到孙权心坎上了。孙权叹息说，刚才他们的议论，很是让我失望。只有仁兄这一番话，才是深谋远虑，正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是上天以仁兄赐我啊（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鲁肃这样说，是因为他看透了孙权的心思；而他能够看穿孙权，又因为他和孙权有同样的想法。上两集我们讲到，鲁肃在他那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里面所做的规划，最终是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对此，孙权当时的反应看起来很冷淡，说我现在“尽力一方”，只不过是要辅佐汉室，你讲的那些话“非所及也”。以当时全国的形势和东吴的力量，孙权大约也只能这么说，但心里肯定是高兴的，也是赞成的。据《三国志·鲁肃传》，二十二年后，孙权称帝，登坛之前还特地回过头来对众人说，当初鲁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谓“明于事势”了。可见“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于事势”才是心里话。孙权既然要南面称孤，又岂能北向称臣？这笔账，他可是算得清。
不投降曹操，就只有联合刘备。这叫做别无选择。至于打不赢怎么办，鲁肃没说，孙权也没问。因为战败的结果，和投降没什么两样，然而光荣得多。但这个话，只有自己人说才合适，孙权也才听得进。同样，也只有孙权和鲁肃，才能有此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且，孙权既然已经明白，投降和战败对于他来说是同样的结果，也就不必再问诸葛亮这个问题了。所以，鲁肃和孙权谈话必在诸葛亮之前，而且差不多已经一锤定音。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迷信《资治通鉴》。这本书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去。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我们知道，陈寿的《三国志》是纪传体史书。它的特点，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其片断往往散见于各人的传。如果不标出精确时间，就根本看不出先后。鲁肃和诸葛亮的话就是这样。但《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就有先后问题了。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
孙权的决策过程正好就有这个问题。根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刘备和鲁肃“共定交”后，刘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所以《资治通鉴》说诸葛亮和鲁肃到柴桑“俱诣孙权”，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俱诣孙权”，是两个人一起去见还是分头去见？大家都说是分头见。那么，谁先见谁后见？司马光说是诸葛亮先见，而且是诸葛亮说服孙权以后，孙权才和包括鲁肃在内的群臣集体见面，司马光的说法是“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这样一来，诸葛亮“先入为主”，说服孙权的头功当然是他的。
可惜“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这句话是司马光的，《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按照这个上下文关系，孙权竟没有和鲁肃、周瑜谈话，或者和诸葛亮谈话是在最后。这当然也不对。因此，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鲁肃和诸葛亮回到柴桑时，正好曹操的信也到了。这一点司马光也承认，因此他使用了“是时”（这时）这个词。这时，孙权当然不能马上就见诸葛亮，而必须先在内部统一认识。于是便有了他召开的紧急会议，以及和鲁肃私下里的谈话。《三国演义》的时间表就是这样的。正是这次谈话，使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决无出路。只有联刘抗曹，才可能现在南面称孤，将来克成帝业。鲁肃可谓“一言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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